正当我有滋有味地在享受早餐时，那该死的门又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
我开了门，进来的是秘书田维民。我说:“你稍等一下，我吃完了这点就走。”
田维民说:“杨书记你还是慢慢地吃吧。罗主任让我告诉你，今上午你不用去办公室了。”
“我还不知道我的办公室是一副什么模样呢！”我问，“是不是我的办公室还没摆弄好？”
“办公室早就替你布置好了。”田维民说，“今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来了几十名上访的群众，他们打了几条横幅，把县委、县政府的大门给堵了，既不让外面的车进去，也不让里面的车出来……”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我把手里端着稀饭的碗往桌子上重重地一顿，问田维民，倒底是一些什么人在上访？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在上访？
我刚一上任就碰到这等事情，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本来美好的心情，这时候就变得恶劣起来了。
田维民说，他来宏远宾馆来接我的时候，没有经过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口，不知道哪些人在上访，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而上访。
“罗主任呢？他干什么去了？”我问。
“罗主任本来到宾馆来接你去办公室的。”田维民看着我的脸色小心谨慎地说，“他一知道有人到县委、县政府来上访，连早餐也没吃，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县委、县政府大院，现在正在做上访人员的劝导工作！”
我命令田维民:你赶快给我弄清楚，一、是什么单位的人员在上访？为了什么事情在上访？二、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公安局局长、信访局局长，他们现在都在哪里？
田维民不敢怠慢，马上用手机给县委办罗瑞主任打电话，落实我的重要指示精神。
这些年来真他妈的有些邪门，毎个县区都有上访的事件发生。我在滨江区当了四年的区长，光处理上访事件，就用去了我五分之二的时间。这些年来，我曾经分析研究过群体上访事件，归纳起来无非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复员退伍军人，对这些复员退伍军人，当时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他们的安置工作是极为重视的，大都安排到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单位，他们既领工资，又拿奖金，脸上整日笑呵呵的，想调他们几个去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谁都不愿去。后来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大部分企业缺乏竟争力，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除到了退休年龄的办了退休手续外，其余工人以买断的形式纷纷下岗。于是，在企业下了岗的这些复退军人们在召集人的召集下，集体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上访，强烈要求安排他们到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按照政策，这显然不是县区党政部门解决的问题。问题解决不了，这部分人只好到市里去上访。市里解决不了，他们就上省里。省里解决不了，他们就去了北京。对这部分人的上访，上级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只要求县区级赶快派人进京，把这些上访人员全部接回去，深入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结果这工作越来越难做，隐患依然存在。
第二是城市扩容征收了农民的土地，对农民的补偿和安置问题。对这个问题各个县区都处理得比较好，补偿快，安置也基本上到了位，再加之农民比较容易满足，人心又不齐，既使有些问题还没有处理落实好，也不会造成集体上访事件，他们更不会赴省上京上访。
第三是城市拆迁户的上访问题。这是目前各个县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处理起来最为棘手的一个问题。城市要发展，旧城需要改造，GDB要增长，最好的办法就是拍卖地皮，大搞房地产开发。这是出经济效益，县区党政一把手出政绩的捷径。房地产开发商就抓住了我们县区党政一把手要经济效益，要政绩这个牛鼻子，迫使我们从各个单位抽调大量的干部，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不分日夜，苦口婆心地做拆迁户的工作。工作做通了，等到把房子拆了之后，开发商却换上了另一副面孔，对拆迁户的补偿，迟迟不肯到位，以至出现了群体上访，群体阻工的现象。当我们要对开发商采取处理手段时，市里某些领导的电话不失时机地打了来:开发商为发展和繁荣当地经济作贡献，他们碰到了困难，你们不但不为他们排忧解难，反而还处处为他们设置障碍，这是坚决不允许的！推倒围墙，阻工，这是非法行为！对个别组织闹事阻工的头头，要叫公安局的把他抓起来，依法从重从严处理！对绝大多数不明真相，上当受骗的群众，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强迫他们赶快离开！
领导的手里捏着你的乌纱帽，他的话你不能不听。群众上访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没有得解决，思想工作做起来显得苍白无力。强迫他们一次两次，总不可能强迫他们三次四次吧？
以前计划生育是老大难，现在的信访工作成了老大难。
这时田维民告诉我，县委办主任罗瑞马上过来亲自向我汇报。
我嘱咐田维民:“你打电话告诉李县长，请他到我这里来。”
过了一会儿，田维民向我汇报:“杨书记，李县长的三个手机都打不通！”
我问:“怎么回事？”
田维民说:“都关机了！”
这个时候把三个手机关了，什么意思？我小声地嘟哝了一句。作为一县之长，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既不找我商讨问题，又不主动地去处理问题，竟把三个手机统统关了，不但是对我这个新来的县委书记不尊重，也是对工作极不负责的表现。等这件事情平息之后，我要狠狠地批评他，煞一煞他的威风。
好在这时侯罗瑞急急忙忙地赶了来。我给他倒了一杯茶，道:“情况到底怎么样？你赶快给我说说！”
罗瑞告诉我，到县委来上访的有八十多人，是原县农械厂的退休和下岗工人。去年广厦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龙广，看上了县农械厂那块有一百六十余亩面积的地皮。当时争这块地皮的，有好几家房地产开发商。市里和县里的几家公司出资一千五百到二千万元，竞争十分的激烈。就在这个时候，广东省的一家大公司杀了进来，承诺出资三千万元，采用以房换房的方式，负责安置好原农械厂的一些住户。当时我们县政府非常看好广东省的这家大公司，觉得这家大公司实力雄厚，出资比人家高出一千万元，而且补偿和安置措施十分到位，把这块地皮出让给他们来开发，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为什么后来易人了呢？”我想把这些情况先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后来也是在这家如馆里，广东那家公司的两名项目负责人，一天夜里莫名其妙地被人打了一顿。第二天早晨，这两名负责人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县招商局的两名负责人苦苦地挽留也挽留不住。上了小车之后，广东公司的这两名负责人打着拱手说:“贵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还是走了好，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发财重要，保命更重要！不送不送，我们走了！”
“这人是谁打的？”我问。
罗瑞说:“不知道。”
“县公安就没查一查？”
“没查。”罗瑞说，“人家又没有报案，公安局连个音讯都不知道，县委、县政府又没要求他们查，他们当然不得查了。后来又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话来，说广东的那家公司是个皮包公司，那两个所谓的项目负责人是两个大骗子！”
“你认为他们是骗子吗？”
“我不认为他们是骗子！”罗瑞说，“我们通过广东省工商局进行过调查，广东省工商局并且证实，这是一家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公司所派的两名负责人，也是真实的。”
“后来呢？”我知道我这是明知故问。
罗瑞说，后来土地挂牌，通过招标，广厦公司以两千万元，拍得了这块地皮的开发使用权。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大的猫腻。广东公司项目部的两名负责人是被打走的，如果坚持不走的话，他们的生命就无法得到保障。利益的驱动，竟让某些人到了寡廉鲜耻，不择手段的地步！情况这样复杂和险恶，我要不要趟这塘浑水？情况在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我自已心里还没有底，只好点到为此。
“这些上访人员的情绪怎么样？”我问。
“情绪相当的激动！罗瑞说，“这些人打了两条横幅，一条是强烈要求县委用铁腕惩治腐败，一条是不要广厦，还我茅屋。
“有没有过激的行动？”
“只有过激的言论，还没有过激的行动。”罗瑞说，“他们把县委会的大门给堵了，该出的车不能出，该进的车不能进。县信访局的伍局长，公安局的齐局长，政法委的张书记，他们正在现场做工作。公安局还派了二十名干警在维持秩序。估计以后也不会有过激的行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