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作为一代军事大家，深知军事民主是取胜于敌的法宝。因此，他在组织实施任何一次大的战役的时候，都需要最广泛地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才掷下手中制胜于敌的棋子。
远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就曾为解放海南岛制订有关的作战方案并与四野所属参战部队电文往返，几经修订，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伤亡，尽快歼灭逃到海南岛的桂系残部，早一天解放我国第二大岛屿海南岛。
毛泽东于一九五○年一月十日下达攻占海南岛的作战方案之后，我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兼政委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渡海作战会议。与会的兵团、军两级首长认为：结合海南岛的敌情和地形等情况，“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提出“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换言之，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为大规模强渡作有力策应；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部队接应下强行登陆。
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当即作了如下批示：“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
毛泽东访苏归来之后，他又亲自过问我渡海兵团实施的四次偷渡作战的成败。当他获悉这四次偷渡大获成功并使岛上的我军增加了约一个师的兵力，为主力部队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之后，遂批准了渡海作战兵团的战役部署：以第四十军六个团、第四十三军两个团组成西、东两路军，分别在鲤鱼港东西一线待命起渡，以第四十三军一部为第二梯队跟进；以琼崖纵队第一总队、第四十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临高以北接应西路军登陆；以琼崖纵队第三总队、第四十三军偷渡，登岛部队进到海口地区接应东路军登陆。
四月十六日十九时，我渡海兵团以东西两路大军从雷州半岛南端并肩南渡。途中，担任掩护任务的火力船与敌军舰炮战通宵，掩护主力航渡，并获得成功。二十三日，我军解放海口；三十日，我军解放榆林；五月一日，海南岛全境解放。我军以四千五百余人的伤亡取得歼敌三万三千余人的辉煌胜利，写入我军渡海作战的军史之中。
在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同时，我第三野战军业已做好了解放舟山群岛的准备工作。“蒋介石鉴于海南岛守军被歼，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命令国防部调集载重十五万多吨的舰艇四十四艘，从五月十三日开始，指挥舟山群岛守军实行秘密撤退。”为此，我军没费多大气力，于五月十九日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由上述两个战役可知，不仅应验了毛泽东提出的“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的预测，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积纳了我军将士的聪明和才智。
我军进军西藏的战略大计，毛泽东也是在莫斯科确定的。为执行毛泽东交给的进藏任务，“西南局和西北局决定以十八军、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骑兵支队、***骑兵师分别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并积极准备入藏所需的干部、给养和武器等。但是，由于川西土匪猖獗，严重地影响了进藏的准备工作，不能如期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自四月中旬开始进藏的任务。为此，经过审慎研究，中央提出了冬季入藏的进军计划。
敌变我也变，毛泽东同意推迟进藏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清楚“攻心为上”的战略，对解放西藏将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他再次审定中共中央就进军西藏的战略方针并告知西南局等部门，明确指出：“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准备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同时，还指出：“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继续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但是，如何才能起到“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呢？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青海、四川、西康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等渠道，采用广播、同西藏地方官员接触、通信、派人劝和等多种方式，向西藏地方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另一方面由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有影响的领导人出面从宗教信仰入手，真诚地做**喇嘛的工作；希望通过有影响的佛教领袖人物入藏，劝说**喇嘛以国家统一大局为重，切断与英美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五○年二月，西南局派出同西藏上层有广泛联系的志清法师（也称密悟大师），赴藏劝说**同中央谈判。由于各种原因，受阻于金沙江畔。同年五月，西北局派青海劝和代表团入藏，团长为青海塔尔寺当才活佛（**长兄晋美诺布）、副团长为青海隆务寺夏日仓活佛、大通县先灵活佛。然而代表团进到西藏聂荣宗境，也为西藏地方当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而夏日仓、先灵活佛的活动则受到限制。因此，通过佛教高僧入藏劝和的意愿无法实现。
就在这时，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担任部长的大头人夏格刀登和富商邦达多吉等人，都表示赞同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愿意像当年支持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解放军进藏。夏格刀登向其在藏军中的朋友写信，劝其认清形势，不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吴忠和天宝给昌都时任总管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凌，造成人民极大痛苦。本军希望与藏族同胞携手，共谋解放，望阁下转告**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的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邦达多吉有庄园在金沙江以西，他向其所属百姓捎信，告知在解放军渡江时不得对抗，同时，还向在昌都的朋友进行了宣传。
格达活佛为了落实党中央、毛泽东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的方针政策，他想亲自去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策，做西藏上层包括**喇嘛的工作。可是，他时任西康省副主席，又是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大会的特约代表，必须征得有关部门的领导同意。为此，他一边给朱德总司令去电报告解放后的藏族人民的新生活，一边打马赶往成都，向西南军政委员会说明情况，希望能批准他入藏。恰在这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了毛泽东、朱德的电报，邀请格达活佛务必进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二届大会。所以，邓小平一见风尘仆仆的格达活佛，就非常热情地说道：“毛主席、总司令联名发来电报，请你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他们不仅要当面感谢你当年对红军的恩德，而且还要亲自听你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
“我的意见已经电告总司令了。”格达活佛为了说明自己的来意，非常诚恳地说道：“一句话，我愿为和平解放西藏亲赴拉萨，向**喇嘛宣讲党的民族政策，用佛心感化他们，使他们认清英帝国主义的野心。”
“格达活佛，”贺龙从旁相劝，“我看这并不矛盾嘛，等你到北京见到毛主席、总司令以后，再动身去拉萨也不迟嘛。”
“可西藏的形势令我不安，我希望从拉萨带回吉祥如意的好消息，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格达活佛执意坚持着。
最后，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人的名义致电中央，请示格达活佛何时去拉萨。他们建议，在和平解决西藏的过程中，“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才能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可能。”因而他们同意格达活佛入藏游说**喇嘛接收和平条件。
毛泽东看罢这份电报，请教与格达活佛相识有年的朱总司令。
朱德十分了解格达活佛。早年，格达活佛在拉萨学习佛经八年，在西藏上层是很有影响的，而且还和**喇嘛有着不错的私谊。如果他真的到了拉萨，对和平解放西藏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和朱德都同意格达活佛暂不来北京出席政协会议，先去拉萨游说上层。
很快，格达活佛收到了党中央的回电，他十分激动地说：“感谢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我的信任，我一定用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西藏的上层，用佛心感化**喇嘛，让他们知道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来。”
“你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往往又是非常残酷的，因此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刘伯承深沉地说道。
“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事业，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谁杀害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格达活佛义无反顾地说罢上述这段话后，取出两条洁白的哈达，深情地对刘伯承、贺龙说道：“刘主任，贺司令，请你们进京开会的时候，代我格达敬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说我格达的心是向着祖国的，西藏人民的心也是向着祖国的。”
刘伯承与贺龙伸出双手，接过这两条哈达。站在一旁的邓小平感动地说道：“贺龙同志，请为格达活佛配备最好的军用收发报机，以便与我们随时取得联系。”格达活佛告别成都又回到了甘孜，经过不长时间的准备，又踏上了赴拉萨的征程。但是，他到了昌都不久就失去了联系，使得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他担心。格达活佛的命运如何，容后再述。
我们从格达活佛入藏这件事情可知，毛泽东的心一直牵挂着西藏百万农奴，希望他们快些从英帝国主义的蒙蔽下醒来，走上民主新西藏的康庄大道！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心系各族人民呢？他来自于人民，和人民有着血肉相依的特殊关系。因此，他一生最高的奋斗目标就是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或许毛泽东太热爱人民了，他搬进中南海以后，最感痛苦的是离开他热爱的人民远了！过去，无论是在井冈山还是延安和西柏坡，他天天生活在人民之中，感到是那样的充实。时下，中南海的红墙把他和人民分隔开了，他再也不能去百姓家串门、聊天了！怎么办呢？他唯有经常地拆阅群众的来信，从信中了解人民的心声。
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寄自全国的群众来信几乎堆满了他的写字台。他自从回到菊香书屋，一有空就十分认真地看这些群众来信，简直达到了乐此不疲的境界。他看啊看，看得是那样的有兴趣。与此同时，老解放区的人民思念自己的领袖，把家乡的土特产寄到中南海，希望毛泽东能够再尝一尝这不同风味的东西；而新解放的人民，为了感谢人民领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也把自己最好的礼品寄到中南海，表一表自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这天，他正在用心地翻阅群众的来信，警卫人员双手抱着一些东西走进菊香书屋，往桌子上一放，高兴地说：“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微微地抬起头一看，是两只江苏的板鸭，两只金华的火腿，还有一包新鲜的海米。他不高兴地问：“这是谁送来的？”
“全国各地人民寄来的！火腿，是浙江翻身后的老百姓为感谢共产党，专门寄来的；板鸭，是江苏的贫下中农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把亲手制的板鸭送给主席的；这海米嘛，是沿海的渔民精心挑选的。”
“你这是听谁说的？”
“这些信中写得清清楚楚，主席看过就知道了。”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办公厅主任尚昆同志处理。”
“不行啊！”
“我说行就行，立即退给尚昆处理。”
事有凑巧，就在这当口，田家英提着一个不大的袋子走进来，他把袋子往桌上一放，高兴地说道：
“主席，这是杨主任让我交给你的。”
毛泽东一看桌上又多了一袋东西，猝然之间，他把眉头皱了起来，生气地说道：“今天这是怎么啦？你们这个杨主任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主席，您先别生气，”田家英怔了片时，忙解释，“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您先看看嘛！”
“不看！全都给我退给你们的杨主任。”
“主席，使不得啊！”田家英动感情地说，“您不看，我怎么向这位吃了大半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毛泽东一听感到这其中有文章，他怔了一下，问道：“家英，这是怎么一回事？”
田家英从袋子中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双手放在毛泽东的面前，声调低沉地说：“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毛泽东拆开这封来信，取出信纸，认真地读了起来。信中写道：
我出生于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躲债。一家十一口人，病、饥无钱治，先后死了九口，只剩下我和母亲……
以后，我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解放前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杀人放火，粮食一天三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北平解放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四九年春天进了北京。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街道居民参加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地流下了热泪。
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我要把自己的这一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随着这封信的内容，毛泽东的脑海中渐渐地浮现出一位勤劳的中年妇女形象；不知何时，这个勤劳的中年妇女形象，又化作了千百万个不同年龄的妇女形象，占据着他的脑海屏幕，幻化出各种各样的悲惨的画面……有顷，他又捧起那条兔毛的围巾和那双手套，看着看着，两眼渐渐地湿润了……
田家英十分了解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受苦最为深重的中国妇女间的深厚感情，当他看见毛泽东双手捧着来信和礼品而久久不说一句话的时候，他知道毛泽东那大慈大悲的心肠被打动了！为了不使毛泽东过分沉浸于这种情感之中，他有意小声地问道：“主席，这条围巾和这双手套……”
“我收下了。”毛泽东低沉地问道，“这封信和这两件礼品是谁转来的？”
“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田家英答说。
“请把这刚刚送来的金华火腿、江苏板鸭、山东海米转给王冶秋同志，请他或局长郑振铎同志转给这位女工。”
“是！”
田家英说罢走到桌前，小心地把火腿、板鸭和海米收起。他正要转身离去的时候，突然听见毛泽东说道：“等一下，我要给这位女工写封感谢信。”
毛泽东说罢提笔展纸，给这位女工写了封感谢信：
丁张秀清女士；
去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一九五○年五月十九日
据丁张秀清回忆，五月二十一日，郑振铎在北海团城上接见了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你送给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你身体好。”
接着，郑振铎指着桌上的两只火腿、两只板鸭和一大包海米，还有毛泽东写的那封信，又说道：“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丁张秀清看着毛泽东送给她的礼品和亲笔写给她的信，心里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幸福，高兴地流下了热泪。她十分激动地说：“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我一定转达。”郑振铎说罢又以商量的口吻说，“主席的信给我们收藏吧！”
“不给，我舍不得！”丁张秀清指着桌上的礼品，“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自然，郑振铎不会要礼品，但是，他作为文物局长只好把这封信拿去拍照，然后把原件又退给了这位女工。
抑或是毛泽东太热爱他的人民了，也许是跟着他打天下的各级干部太敬仰自己的领袖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种颂扬毛泽东的诗、画和文章越来越多，令毛泽东非常不安，总想找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这不安的心情。也就是在毛泽东筹划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前夕，田家英双手捧着一份公文走进菊香书屋，往写字台上一放，有些为难地说道：“主席，沈阳政府报来了一份文件。”
毛泽东听后一怔，放下手中的笔，沉吟有顷，问道：“噢，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是这样的，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像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决定嘛！大不了，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就解决了嘛。”
“主席，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毛泽东听后大惊，“他们要在纪念塔上铸上我的铜像？”
“对！他们在报告上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给他们。”
“一幅也不给！”
毛泽东说罢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一边看一边用毛笔批示。历史留下了如下这段重要的批示：
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看罢这份沈阳市的报告并批示完毕以后，用力把这份报告一推，严肃地说道：“原件退回！”
“是！”田家英双手拿起了这份报告。
“告诉有关部门，这是明目张胆地违犯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读者看了毛泽东上述的批示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感叹：“那时的毛泽东是何等的谨慎啊！”如果稍为年长的读者把这一批示，再与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各单位大树毛泽东挥手指方向的立像，以及不惜一切争着做毛泽东像章等事联系起来，就更令人深思了！笔者抛开这前因后果不说，单从文化源流上讲，中华民族是有着这种传统的啊！而这种传统一旦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必将带来空前的灾难！
除去西藏外，中国大陆基本上解放了！在毛泽东看来，有两大课题摆在新中国的面前，必须逐步解决：一是广大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再是几百万作战部队的复员。为此，毛泽东亲自电告各大区的负责同志来北京，出席中央讨论军事、土改等问题的会议。
说到部队复员，毛泽东认为“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但是，数以百万计的部队战士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复员，在完成土改后的地区还要使他们重新分得土地，这是何等难的一件大事啊！为此，毛泽东认真审核了各大野战军复员的数量和方案，又亲自召开了一次又一次复员会议，总算比较圆满地做到了留的安心，走的高兴，回到家乡后都有土地种、有饭吃，且又确保了我军战斗力没有下降，为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积蓄了足够的战备力量！
说到广大新区的土改，一是分两步走：春耕期间先减租，今冬和明春再土改；二是起草土地法草案，整训参加土改的干部。可以想见，在一两年内在全国完成“耕者有其田”的任务是何等的不易啊！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半年多的时间里，对内完成了国家的基本统一，组建了为各方人士所接受、所欢迎的中央人民政府；对外实现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与几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新中国建立了永垂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将移动的一步大棋，那就是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确定整体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共同意志，他准备在近期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以，他又把全副精力用到起草有关文件上来了。就在毛泽东计划如何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朝鲜半岛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美国公开发表声明：一旦韩战爆发，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管！接着，又向全世界宣布：如果韩战爆发，美国政府将根据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提交联合国讨论，并要求联合国派部队参战，帮着南韩打北朝鲜。一时间，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成了全世界各国人民关注的中心。
对此，偏安台湾的蒋介石就像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蒋介石看来，一旦爆发所谓韩战，亚洲的局势就会发生变化。换言之，随着韩战的发展，亚洲的所谓均势必然被打破，美国人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台湾问题了！因此，他急切地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就我的本意而言，我恨不得南韩与北韩明天就开战！”
对此，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也分外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一天，他拿着有关的材料走进菊香书屋，心事沉重地说：“主席，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停止有关文件的写作，打量了一下周恩来的表情，似乎猜到了周恩来要报告的事情。但是，他还是问道：“是发生在国内的事情，还是来自国际上的消息？”
“准确地说，二者都有。”
“国内的事，我们非解决不可。”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蹙着眉头又说，“至于国际上的事情，离我们远些，可以从缓解决。”
“可是国际上的事情要逼着我们表态呢？”
“谁有这样的胆量？”
“请主席看后再议。”周恩来说罢取出两份电文，放在毛泽东的桌上。
毛泽东审阅了这两份电文的内容，又轻轻地放在桌上，他一言不发，只是蹙着眉头大口地吸着烟。从他这少有的表情可知，这两份电文是有相当分量的！
“主席，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紧张，一旦爆发战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对此，毛泽东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分量，因为这不仅仅是涉及南北朝鲜的事啊！他沉吟良久，断然地说了一句无可奈何的话：“人家要打仗，我们管不了。我们时下能够管得了或说最关心的一件事，那就是必须集中精力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唯有如此，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才能挺起腰杆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话是对的。但是，身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必须预做准备。为此，他又问道：“一旦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怎么办？”
毛泽东当然清楚周恩来这句话的本意：南韩在美国的支持下越过三八线怎么办？万一打到鸭绿江边又怎么办？同时，毛泽东还想到，随着朝鲜战争的变化，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又必然蠢蠢欲动。从一般规律去分析，美国在支持南韩的同时，必然要武装日本和台湾，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他想了片时，低沉地说：
“我们只能到那时再议。时下，我们必须开好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政协二次会议，让全党、全国人民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
三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真总结了党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确定要做好土改、在稳定物价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肃清反革命、整党等八项工作，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此，毛泽东在开幕式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发言；同时，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长篇报告。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但是，“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毛泽东在解释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战略思想之后，又说明了为什么不要四面出击的原因：“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为此，他向全党发出号召：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六月九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又投入到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去了。因为他清楚，“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然而，要在全国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又必须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他要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中心。为此，七届三中全会一结束，他就亲笔起草《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发言稿。
但是，朝鲜半岛日趋紧张的局势和西藏问题，一直困扰着毛泽东，使他不得不分心研究有关事态的发展。一天，他在听取了周恩来汇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筹备情况之后，有些沉重地说道：“恩来，朝鲜半岛的局势就像是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那位跑到台湾去的老对手蒋某人，恐怕又要蠢蠢欲动了吧？”
“岂止是蒋某人蠢蠢欲动啁！”周恩来十分感慨地说，“残留在大陆上的一切反动派，尤其是东南沿海各地的地主、渔霸，他们又在盼等蒋介石反攻大陆了！”
“真是可笑之极！”毛泽东不无鄙视地笑了笑，“蒋介石在大陆掌权的年代都救不了他们的命，如今老蒋跑到台湾去了，这些人反而把他当成救命稻草，是何等的愚蠢啊！”
就在这当口，朱德走了进来，毛泽东边请总司令落座边问：“老总，格达活佛有消息了吗？”
朱德微微地摇了摇头。
“老总啊，我和恩来正在商议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现在先由你主谈西藏问题，然后我们三个人再作决定。”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上述讲话之后，表情凝重地说道：“一句话，和平解决西藏是不容乐观的！近来，西藏上层极少数分裂分子，向不少国家派出了所谓‘亲善团’，目的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寻求支持独立。”
接着，周恩来又严肃地指出：自去年九月以来，“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扩充‘政教护卫军’一万人，并加强了同印度等国的联系，寻求政治支持和武器援助。还写信给美国政府，要求它们帮助西藏加入‘联合国’及抗议中国军队的‘入侵’。十一月，西藏地方政府又派‘亲善使团’分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及北京进行公开活动，以表明‘独立’（由美国合众社加以宣布），阴谋分裂和背叛祖国等等。”接着，周恩来郑重说道：“除去**喇嘛等上层少数企图搞***以外，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也在编造历史，以期实现侵占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野心。”
“英帝国主义的野心是一定要碰壁的！”毛泽东愤然地说，“另外，我从来往的电报中获悉，西藏当局在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部署。”
“是的，”朱德起身走到军事地图前，拿起教鞭边指点边说，“在北部，他们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地区，妄图阻挠解放军南下；在东部，他们又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地区，阻止解放军西进；同时，他们把英式装备精良的藏军部署在昌都和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进藏。”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于武装解决西藏这些敢于闹独立的藏军是胜券在握的。但是，他一想到这些藏军多是拿着武器的农奴，就不忍心下令兵戎相见。为此，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希望和平解放西藏。时下，他听完朱德有关藏军阻我解放军入藏的部署，感到完全靠政治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此，他以藐视的口吻说道：“恩来，你看他们已经摆出了和我们决战的架势，我们不打一下或者说他们在军事上不失败，是不会接受中央的和谈条件的。”
对此，周恩来是赞同的，他在讲述了有关情况之后，又很是沉重地说：“看来，我们的善心不一定能感化他们。”
对此，朱德也是完全同意的。他听后沉吟片时，又不无担心地说道：“由此推断，格达活佛的善心也未必有善报。”
格达活佛的命运不幸被朱总司令所言中。当他来到昌都，向有关上层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希望全体藏族同胞欢迎仁义之师解放军的时 候，一个名叫福特的英国特务盯上了格达活佛。几经接触，福特为了阻止格达活佛去拉萨游说**喇嘛赞成和平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宴请格达活佛的奶茶中投下了毒药，从而使得这位热爱祖国，拥护统一的格达活佛壮志未酬，长别于世。由于这个英国特务和当地的藏族头人严密封锁，使得格达活佛惨遭杀害的消息暂不为外人所知。因此，也就越发地增加了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对格达活佛命运的关切。
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是讨论落实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议题，而重点又是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的发言。他向与会的党内外同志指出：“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同时，他还向准备过三关的同志们发出号召；
“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以及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不仅指明了新中国前进的方向，而且也为即将爆发的朝鲜战争打下了思想基础。正因如此，我国才能做到一边抗美援朝，一边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并在三年内完成了经济恢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六月二十三日闭幕，毛泽东又于翌日二十四日会见了一些进京参加会议的战友和朋友，他认为自己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是日深夜，他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道：“我希望今晚能快些入睡，明天上午也不要喊我起床。”
六月下旬，北京已经很热了！再加上这几天气压过低，闷得人们呼吸都不那么痛快，真希望这沉沉的夜幕来一道闪电，撕开这铅似的浓云；紧接着再响起一声炸雷，把低垂的阴云炸出一场瓢泼大雨，让天、地、人都感到爽快一些！但是，夜幕还是那样阴沉沉的，气压低得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来了。毛泽东已经感到十分劳累了，可是他被这闷热的天气搞得却没有一点困意，只有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下意识地摇着那把葵扇，希冀给他带些凉风。他何时上床熄的灯，又是何时进入昏沉沉的梦乡，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了。
六月二十五日清晨，毛泽东的卧室依然像过去那样窗幔紧锁，四周没有一点动静，只有警卫人员在院中轻轻地打扫卫生。突然，远方传来沉雷声，警卫人员急忙抽身关好毛泽东卧室的门，转身看了看满天低垂的浓云，自言自语地说道：“瞎了眼的老天爷，你是不是成心不让主席多睡一会儿啊！”警卫人员又继续收拾院落。
有顷，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快步走来，表情严峻地问道：“主席还在睡觉吧？”
“还在睡。杨主任，有事就等到中午吧！”
“不行啊！”
“行！杨主任，您是知道的，主席这些天来又是开会报告，又是和参加会议的代表谈话，忙得没有睡一个好觉。昨天晚上他又睡得很迟……”
“不要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可总理对我们吩咐过了，这两天谁也不要打扰主席休息。”
“但我有重要的大事急需向主席报告啊！”
“谁在外边吵吵闹闹的？”毛泽东在屋内生气地说道。
“看，发火了吧？”
“发火了我也得报告。”杨尚昆说罢推开屋门走了进去，只见毛泽东穿着睡衣已经走到客厅，“主席……”
“有什么大事，就在这里报告吧！”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
“主席，朝鲜战争爆发了！”
“什么？”毛泽东惊得一怔，下意识地问道。
“朝鲜战争爆发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的同志从法新社收听到的。”
毛泽东表情猝然变得是那样的肃穆，两道眉宇紧锁在一起，他凝思良久，方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朝鲜战争果真爆发了啊！……
朝鲜半岛自古是高丽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时下，为什么会分成势不两立的两个国家呢？又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爆发自相残杀的朝鲜战争呢？由于政治的原因，南北朝鲜各执一词，不可能有所谓的定论。据笔者所知，战争的缘起如下：
根据雅尔塔协议，为最后消灭日本军国主义，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会师。结果，三八线以北的地方，苏联红军撤走之后，移交给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三八线以南依然驻扎着大批的美国军队，实质上完全沦为美国的新殖民地。随着时代的前进，南北朝鲜的人民一致反对美国在南朝鲜驻军，实行变相的由美国托管的政策。为此，美国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把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扶上台，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这就是韩国的由来，被世人称之为南韩。针对这一情况，朝鲜人民在劳动党的领导下，于当年九月九日在朝鲜北半部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这就是西方国家称谓的北朝鲜。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朝鲜半岛，由于世人皆知的政治原因，被人为地分成了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
金日成首相自打建国起始就提出：民主朝鲜坚决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普遍选举，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实行自主和平统一。李承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无理反对金日成首相统一祖国的主张。随着南北朝鲜矛盾的激化，李承晚集团凭借美国的实力，又公然提出“武力统一”的政策，宣称“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迨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李承晚在汉城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要在新的一年之中“必须统一南韩和北韩”。与此同时，金日成首相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政策。从此，南北朝鲜在三八线两边积聚重兵，并时有局部兵戎相见的事情发生。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终于全面爆发了！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六月二十六日，金日成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官兵动员起来，为朝鲜的自由独立和统一进行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朝鲜人民军响应金日成的号召，奋勇作战，以破竹之势向三八线以南挺进。
与此同时，美国从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朝鲜战争刚刚打响，就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也就是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命令驻守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援李承晚节节向南败退的军队。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在扩大朝鲜战争的同时，竟然毫无道理地粗**涉中国的内政，声称：“共产党的部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军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政府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
毛泽东当即说道：“这是强盗的行为！这是赤裸裸地对我国主权的侵犯！”
猝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尤其是美国政府公然宣布参战并派第七舰队侵犯我领土主权之后，蒋介石高兴异常，他在私下曾说过：“如果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打日本的事交给美国人了；今天，从韩战打响第一枪开始，保卫台湾的任务又交给美国人了。”为了把自己偏安台湾的命运紧紧地拴在美国人的战车上，他当即致函杜鲁门总统，声称“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所在地，又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愿派出六万人参加联合国军参加韩战”。与此同时，接替陈立夫主管情治部门的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又接二连三地向所谓情治部门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我们借韩战猝起之机，一是通过各种媒体，向大陆宣传：美国第七舰队开来了，光复大陆的时机到了！在号召潜伏大陆的人员伺机动手的同时，要公开地、大批地向东南沿海各地派遣特工人员，扰乱中共的社会秩序，创造光复大陆的条件。”
可以想见，那些企盼第三次世界大战快些到来的潜伏特务真是喜出望外啊！韩战爆发仅仅两天的时间，他们就扬言要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乱。就连那些害了恐美症、亲美症的少数知识分子，他们的脸上也泛起了不同的云彩。真是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啊！
为了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自然也是为了向那些肆意捣乱的敌人公开发出警告，毛泽东决定于六月二十八日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首先，由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严正宣告：“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接着，毛泽东发表了如下这篇虽短且有分量的讲话：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毛泽东这篇简短的讲话，显示出了中华民族不惧强权的伟大品格。同时，也向全世界人民指出了只要“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就能“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这篇讲话不仅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毛泽东是一位从不向任何强权低头的伟人！他所热爱的祖国的一寸领土也不允许敌人侵犯！为此，他又亲自审定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的《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并通过各种媒体，向全世界人民播扬。现摘录有关段落如下：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诸实施而已。事实上，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但是，美帝国主义受着霸权本质的驱使，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抗议声明，在我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故意歪曲朝鲜国内战争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搜罗侵朝军队。六月三十日，杜鲁门继续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七月七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外衣，并任命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由此，朝鲜人民为争取独立、统一的国内革命战争演变成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由于一百多年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吃够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苦，因此，毛泽东对于美国打着“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半岛就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他非常同情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人民军的处境。同时，他对美国侵犯我国台湾的行径更不能容忍。为此，他请外交部长周恩来借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表重要声明：安理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情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显然是非法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
在毛泽东看来，因为美国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帜公然出兵参战，朝鲜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且日趋变得复杂化起来。随着战争的发展，有可能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至少是远东地区斗争的焦点。为此，他对战局作了两种可能的估计：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军很快取得胜利，将美国侵略者赶下海去；二是持久，即美国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这就必然会迫使这场战争转入持久战。而毛泽东的战略基点是放在持久上的。
既然朝鲜战争有可能变成持久战，毛泽东就不能不考虑这样的现实：朝鲜与我国东北几省毗邻，而唇亡又必然会齿寒；另外，东北是苏联援建项目的重心，同时又是我国比较安定的老解放区，一旦发生战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作为一代大战略家，必须做到“未雨绸缪”。为此，他请来了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一道商议应变之策：“我们刚刚确定下大气力，把国民经济建设搞上去，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虽然打仗是朝鲜的事，但战争一打起来，美国就公开入侵我国的台湾。所以，从长远着想，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对此，周恩来想得更多一些，自从第四野战军入关南下之后，辽阔的东北地区只留下第四十二军在北部从事生产建设，兵力十分空虚，一旦战火烧过鸭绿江，显然是无法应付突发的大规模战争的。为此，他极表赞同地说道：“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不仅主张我们必须有所准备，而且是越快越好。”
“我想了几天了，立即从全国抽调能征善战的部队到东北集结，名字嘛，我也想好了，就叫东北边防军。”毛泽东在阐述了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意义和原则之后，又果断地说，“恩来，你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要尽快召开一次军委会议，讨论保卫边防、组建边防军的问题。”
周恩来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
“一定要向与会的同志讲清楚：一、有备无患比无备有患好；二，备而不用比用而不备好。”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精神，于七月七日召开军委讨论保卫国防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谭政、萧劲光、萧华、滕代远、李克农、杨立三等。首先，周恩来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议，初步商定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障、集结时间等。由于这是一项关系重大的动作，会上没有匆忙地作出最后决定，而是责成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考虑商议后，在下次会议上再研究确定。
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把这次会议决议事项整理成文，上报军委主席毛泽东。该决议事项略谓：
一、部队调动部署。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限七月底全部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二，指挥机构组织。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华为副政委。三、后勤准备工作。四、兵员补充准备。统由后勤部定出实施计划，限期完成。五、政治动员工作。总的是在保卫国防安全的口号下，进行政治动员，具体计划由总政治部起草一个指示。
毛泽东收到并看完这份决议事项文稿已经是七月七日深夜十二时了。换句话说，就是七月八日了，他当即提笔作了批示：
荣臻同志：
本日会议决议事项同意，请即按此执行。原件存我处。
毛泽东
七月七日二十四时
有关与会人员在收到毛泽东的批件之后，又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商议，周恩来于七月十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军委会议，正式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草案）。会后，再经周恩来反复推敲后方定稿。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将作为军委战略预备队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自七月十日和十五日起，分别从广州、信阳、漯河出发，开往邻近东北边境的安东、辽阳、凤城地区；原在北满的第四十二军，在七月三十日从齐齐哈尔及北安线出发，开往通化、辑安之线集结；炮兵、工兵、骑兵等特种部队若干师、团也分别开往边防地区。“以上所属部队共约二十五万五千人左右，最后调动的部队限八月五日前到达指定地区。”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粟裕因为有病，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来没有到任）。以第十五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部，统辖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
周恩来修订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于七月十三日上报。毛泽东于当天就作出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毛泽东作出的上述军事部署，真可谓是巧夺先机，为三个月后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准备好了充足的部队。
然而，正当毛泽东秘密运兵待变的时候，老天爷下起了收不住的大雨，使他不得不为涝灾担心；与此同时，随着朝鲜战争的推进，国内潜伏的大小特务出动了，把社会搞得时无宁日。为此，他又不得不把视点投向镇压反革命方面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