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黔军除巩固原防外,于玉屏、锦屏、黎平、永从、洪洲线工上,赶筑坚固工事,选择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

()桂军除巩固原防外,须以一部迅由长安、古宜进至榕江,协助黔军堵剿。

()湘军除巩固原防外,以追剿部队之一部,追至铜仁,巩固黔军左侧之防线。

(4)各军对于各该区兵力之部署及工事之程度,并犹(国才)总指挥所部现抵何处?迅速详细电复。除分电外,希分别查照办理具报。

中正文戌参京电

蒋介石离开南昌又回到了南京,真可谓是来也匆匆,回也匆匆。在外人看来,他是赶回京城参加国民党的四届五中全会的。但在他本人看来,像这样的会议只不过是一种欺世盗名的游戏。因为任何政治家都懂得,各种交易——乃至于权力再分配,早在会前已经完成了。蒋氏返回南京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新的所谓“追剿”红军的形势,与当今蜀中的土皇帝刘湘达成一笔交易,让刘感到这次他东下南京,不虚此行。

就在蒋介石离开南京期间,刘湘为了增加自己与蒋氏谈判的所谓砝码,他在邓汉祥的陪同下,公开拜会国民党元老,也有意会见了各地反蒋实力派在宁、沪的代表人物,以及中央反蒋的各类派系。其中太子派孙科的文臣王昆仑是中共地下党员,冯玉祥的代表高兴亚以及友人张曙时等也是中共要人,这是刘湘始料不及的。这些活动为今后刘湘联共反蒋却牵上了线。

蒋介石虽然去了南昌,但对刘湘在宁、沪的活动却了如指掌。一方面蒋氏已经确定了借“追剿”红军掌握西南的方针,不急于马上图川;另一方面,蒋氏见刘湘以坚辞“剿匪总司令”为要挟,拒绝中央派兵入川,他担心操之过急会把事情弄僵,影响全盘“剿共”计划的进行,故对刘湘在宁、沪的活动装作视而不见,同时还对刘湘的要挟之做出让步。他在与贺国光密商之后,决定亲自与刘湘会谈。

“既然甫澄兄说川人不欢迎客军,那我蒋某人也就听甫澄兄的,暂不派中央军入川。”蒋介石说罢扫了一眼刘湘的表情,又接着说,“甫澄兄是知道的,时下在全国‘剿共’是一盘大棋,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通力合作。为此,我想派一个不带一兵一卒的‘参谋团’入川,只协助甫澄兄策划剿匪军事,绝对不过问省府政事。我想川人不会反对吧?”

刘湘一听蒋介石做出了重大让步,故立即表态:

“欢迎,欢迎!但不知参谋主任一职……”

“由你的老同学贺国光出任,甫澄兄不会拒老同学于门外吧?”

“委座可真会说笑话!如果不是委座派遣,我请他都不会来啊!”

“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蒋介石故作大度的样子,“中央深知甫澄兄的日子不大好过,我决定拨五百万元作为剿赤费给甫澄兄,同时允许四川发行七千万善后公债。”

刘湘自以为满载而归了。但他不会想到,随着中央红军突围西去的形势猝变,他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

中央红军抢渡湘江之后,仓促清点人数,仅仅剩下三万多人了!活下来的同志已经疲惫不堪,但为形势所迫,于十二月三日又匆匆撤离了用烈士鲜血浇灌的湘江战场,向西延山区退去。四日,最高“三人团”在大山之中作出决定:“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换言之,最高“三人团”不考虑敌我的态势,也没有想到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在通往湘西的湘黔交界处设置“请君入瓮”的口袋阵,仍决定“以一部兵力狙击追敌,牵制企图向红军翼侧截击的湘桂两军,主力分左右两路向通道、播扬、长安堡前进,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就这样,大败于湘江两岸的中央红军又作甬道式前进队形,向着西延山脉主峰老山界前进。

老山界原名叫越城岭,是当地少数民族给它起的土名。老山界最高峰叫苗儿山,海拔二千多米,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它山势连绵,峰峦重叠,更有峭壁悬崖,老林修竹,真是既险峻,又壮观!在这里,虽然敌人的两路“追剿”大军难以进入,连结队而来的敌机也只好鸟瞰崇山峻岭兴叹,但对于刚刚打了大败仗的中央红军而言,也同样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另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尽快把红军赶出桂北,他们不仅派来重兵尾追和侧击,而且还在西延及老山界以西的龙胜山区大搞坚壁清野,从当地调来熟悉山势地形的民团藏于大山之中,时而在这个山头放几枪,忽而在那个山头放几枪,加之不分白天黑夜,搞得已人困马乏的红军队伍没吃没喝,也不得休息,真是讨嫌极了!

中央红军退入人迹罕至的老山界之后,道路窄险难行,山峰连着山峰,到了一个山顶,发现前面还有一个山顶,这个山峰爬完了,又闪现出一个更高的险峰。再加上时至初冬,高处不胜寒,由北方吹来的瑟瑟山风,冻得腹空衣薄的红军指战员唯有加快爬山的步伐,才能多产生一些暖身的热量。但是,像这样的山势,这样的气候,对大批的伤病员而言,却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艰险与困难!因此,攀越老山界的速度很慢,很慢,与此同时,发牢骚的、骂娘的、问这是为什么的……越来越多,有时都成了翻越老山界的主要谈话内容。

队伍在缓慢、艰难地行进,从后面赶来一位披着棉大衣,戴着眼镜,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的红军指挥员。红军战士和一些重伤员都匆忙贴身山壁,或双手抱着临近悬崖峭壁的藤蔓小树,带着敬畏的目光,看着这位表情严肃的首长从自己的面前走过。他就是博古。

博古虽然亲眼目睹过广昌失败的惨景,但他第二天就与李德骑马返回瑞金,对于打了败仗的红军是如何安排伤员的,又是怎样重新构筑新的防御阵地的……他是毫无所知的。然而,这次血战湘江打得如此之惨烈,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他一合眼就是血色的江水,他一愣神就是遍野的伏尸,他刚一入睡就被意念中的枪炮声惊醒……总之,他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博古不曾估计到红军会遭此惨败,因此当他获悉红军从八万六干人锐减到三万多人之后,他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多的死难烈士。当他和他的最高“三人团”作出西进西延、龙胜两大山区的决定之后,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了未来中央红军的命运,如果再遇上类似血染湘江这样的败仗,他又将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万一共产国际把一切责任推到他的身上,他的政治生命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会想到苏联斯大林是如何处置政治对手的,他以及由米夫一手捧上台的他们的小宗派又是如何对待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的。所以,他此时的心中就像是突然吃了五味子一样,充满着愧疚、迷惘、惊怕、失望……各种各样的滋味!

博古骑马进入老山界之后,亲眼看到了重伤员攀越山道的艰难,也亲耳听到了红军指战员骂娘、发牢骚的话语,这就像是无形的针一样扎在了他的心上,每每都使他那颗受伤的心更加伤痛,更加不安。

山路越来越窄险了,博古只好在马夫的搀扶下从马背上跳下来,随着这拥挤的人流缓慢地向山顶上攀登。突然,从山对面打来了数声冷枪,警卫员奋不顾身地把博古挤在一棵大树前边,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也就是在这瞬间,博古似乎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人间的真情。说来也很奇怪,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忘记了生死,用力推开以身护卫他的警卫员,学着其他红军的样子拔出手枪,愤怒地看着对面的山梁……

民团打了冷枪很快就消失了。红军指战员就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重新又沿着羊肠山道向上攀登。少顷,在山道转弯处有一块较大的空地,博古提着手枪正想在此小憩片时,只见在靠近悬崖前的大树下伫立着六名红军战士,冲着一座用枯枝败叶堆成的新坟默哀。片刻,他们慢慢地抬起头来,其中一位红军战士哽咽着说道:

“战友们,安息吧!我们这个英雄的连队虽然就剩下我们六个人了,也一定要实现**全中国的誓言!”

接着,另外五名红军战士相继举起右手,就像是在党旗下入党宣誓那样,一起低泣地说道:

“战友们,安息吧!你们**全中国的理想,我们六个人跟着党,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这六名红军战士就这样掩埋了自己的战友,一个个用衣袖擦去满脸的泪迹,再次行了三鞠躬,又默默地沿着山路前进了!

博古犹豫片刻,大步走到这座烈士坟前,摘下军帽,肃然立正,把头缓缓地垂在胸前,向着这些无名的烈士致哀。也就是在这刹那之间,方才那位战士的话语又响在了他的耳边:“我们这个英雄的连队虽然就剩下我们六个人了……”他禁不住地由此想到了中央红军一个多月以来,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的重大伤亡,心里压得就快要透不过气来了!转瞬之间,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那六位战士的誓言:“你们**全中国的理想,我们六个人跟着党,是一定能够实现的!”猝然之间,他想到了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一般红军战士的心目中,跟着党就是跟着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因而他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这些可爱的红军战士跟着以自己为首的党中央,能够实现**全中国的理想吗?”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失去自信,他似乎感到自己已经看不到那美好的革命前景了!他于冥冥之中又感到那些伏尸遍野的烈士蓦地站了起来,大声地质问他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胆怯了,他害怕了,他下意识地抬起了头,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啊!老山界那又窄又险的山道上吹来一股山风,他感到是那样的凉——几乎凉到了心尖上!

博古完全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虽然他悲哀到了极点,可他依然没有改变长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从军大衣的口袋中取出一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手绢,不失身份地擦去满面的泪痕。他刚刚转过身来,欲要加入那翻越老山界的人流,他的耳边又传来指战员发牢骚的话声:

“参加革命以来,还没有这样憋气过,湘江一战,我们败得是这样的惨!”

“当年跟着毛委员打仗,甭提有多痛快了!我们照这样打下去,真成了外祖父是个绝户——没舅(救)了!”

……

博古听了这些牢骚话,那悲苦的心潮就像是掷下了一个又一个千斤重石,激起了一层又一层巨浪!倏然之间,他竟然想起了霸王别姬,一种无脸见江东父老的情愫涌上心头,是想到了西楚霸王的结局?还是一种无意识的精神解脱?他也搞不清楚是为了什么,于茫茫然中举起了右手中紧握的手枪,朝着自己一边瞎比划,一边凄然自语:

“我对不起中国革命,更对不起你们这些饮恨九泉的烈士,我……我如何向共产国际交代啊!……”

“博古同志!”

山道上突然传来一声呼喊,惊得博古从冥冥的苦想中醒来,他循声一看:

聂荣臻坐着担架停在离他不远的山道上,正神态严肃地看着他,搞得他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聂荣臻异常严厉地问道。

“我……”博古向以能言善辩闻名全党,但是此刻,他连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话都感到是这样的困难。他极力稳定自己那怦然跳动的心弦,低沉地说,“我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承担红军失败的责任。可我……”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聂荣臻看到博古又近似下意识地摆弄手枪,“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

博古当然明白聂荣臻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他再次掂了掂自己的手枪,痛心疾首地叹了口气。

聂荣臻虽然对博古与李德的瞎指挥有意见,且对湘江一战的大败怒火在胸,但他作为高级指挥员清楚地知道,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因此,他权且放弃成见,从党的最大利益出发,十分郑重地提醒道:

“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

博古沉重地点了点头。其实,他早就听说聂荣臻在急行军中磨破了脚,但他没想到会严重到需要坐担架的地步。他有些嗫嚅地问道:

“荣臻同志,你的脚……”

“化脓了,不能走路,坐几天担架就好了。”

博古似有很多话想与聂荣臻说,但他一时又不知该从何处说起。他就像是干了错事的小学生,特别想听到更多人的同情话。可他的自尊心又是那样的强,不想在部属面前表露出更多的软弱与无能。于是,他又以首长的口气,说了几句关怀聂荣臻的话,就又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但是,当他暗暗自问“怎么办”的时候,他的面前又闪现出李德的形象……

李德自湘江战役之后,脾气越来越大了。他或许想到了红军失败的责任,也或许想到了他在红军中所倡导的那套战略、战术处处碰壁的缘故,动辄就用德语或俄语大吵大闹,搞得已经失去主心骨的博古就更六神无主,吵得极有修养的周恩来也只有摇首喟叹。总之,由于红军实际上的主帅李德的变化,最高“三人团”面对红军的惨败,以及在未来红军的前途和命运等大事上,他们都感到出现了十分微妙的裂痕与分歧。

李德是非常自负的。在他的眼中,虽然不曾说过大日耳曼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但他从进中央苏区起就瞧不起红军各级指战员,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一年多以来,他认为博古不仅是坚定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带头人,而且也是维护以他为代表的军事路线的领导者。他视周恩来为最富有东方教养的共产党人,并感到周的身上有着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无论红军中有多大的分歧,只要有周在就会得到弥合,就会生出万众一心的奇迹来。自然,他也感到了周恩来对他在军事上的服从,是出于尊重共产国际的权威性。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他就像所有红军指战员一样,离不开周恩来!

自打湘江战役以来,李德自负的性格又被多疑所代替。每当他看到博古垂头丧气,不言不语,他就会猜疑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他不信任;每当他看到周恩来在独自一人思索问题的时候,他也会怀疑周是在做他的文章。所以,他常说这样一句话:“不是我的战略、战术有问题,而是红军行动迟缓延误了胜利的战机!”博古与周恩来都明白李德说这番话的用意,谁也不附和着他说下去。结果,李德就产生了更大的疑心!

自打湘江战役以来,周恩来的性格变得越发的沉毅了。一方面,他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尽管他在军事方面的意见也受到博古、李德的排斥,面对红军前所未有的大败,他有着不可推诿——他从来也不想诿过他人的责任;另一方面,在博古乱了方寸,李德又不想承担军事失败责任的情况下,为顾全大局,他极力压抑着内心中一触就可能爆发的火山,在思索“为什么”的同时,为了使惨败湘江的中央红军依然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他竭尽全力把最高“三人团”凝聚成领导核心。因此,他既要填补博古暂时放弃的位置,又要主动代行李德变相“撂挑子”的指挥大权……一句话,他的处境真是难啊!

自从西渡归来之后,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几乎没有离开过军事。虽说他先后亲身经历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南昌暴动等的胜利与失败,但他从未像今天这样为难。打仗就有牺牲,就要伤亡,可时下的红军远离根据地,是无后方作战,且又是大败之后必须迅速跳出战场,莫说是烈士遗体无力掩埋,就说那成千上万的伤员也无法安置。抬着走吗?没有这样的力量;就地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可谁也知道红军一走,等待着他们的仍将是被敌人残酷地杀害!因此,他最怕见到的就是那些来不及掩埋的烈士遗骨,最怕听到的是伤员哭喊着“我要跟着部队走,死也要死在队伍中”的声音。怎么办?他唯有把这伤情的泪水往肚里咽!

新败的中央红军进入西延山区之后,由于白崇禧大搞坚壁清野,连一点吃的都搞不到。待到大部队翻越老山界的时候,很多同志饿得只有靠吃野果、树叶过活,这就必然要影响爬山的速度。每每周恩来看着红军指战员,尤其是那些坚持跟着部队行军的重伤员,被萧瑟的山风吹得蜷缩着身子低吟着“饿,我饿……”的时候,他的心真是快碎了!

但是,李德却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为什么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都会吃得饱饱的?”因此,他一看到饥寒交迫的指战员无力行军的时候,他就骑在马上,挥舞着手中的马鞭,操着德语或俄语不住声地大骂,甚至还骂“湘江之战就是败在你们的手中”这类话,气得受命担任他的翻译的伍修权把头一扭,索性拒绝翻译!

就在翻越老山界的当天下午,李德与周恩来并肩骑着马走在山路上,他们各自想着心事,谁也不和谁说话。突然,周恩来被一阵争吵惊醒,他放眼望去,原来是一位重伤员死活不让战友们抬着上山,他喊着要为**全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想跳下山崖。周恩来急忙从马上跳下来,赶到近前,说道:

“小同志,为什么要死呢?”

“我……不愿拖累大家。”

“那就这样吧,你骑着我的马爬山,好吗?”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是周副主席!”这位伤员听后大声地哭着说道:

“周副主席,我不骑你的马,我能爬山……”

“不要这样,我们都是同志,等过了这座老山界,你再把马还给我。”周恩来说罢转身对自己的警卫员说道,“你负责把这位伤员同志送过老山界。”

李德不知是怎么想的,他不仅不同情这位重伤员,反而大声责难周恩来的做法是“多此一举”,甚至还说周恩来之举是“收买战士的心”。由于伍修权拒绝翻译,那些无精打采的指战员当然不知他在说什么。加之基层的同志不认识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都报以好奇的目光,听着这位洋人哇哩哇啦地大声说话。李德可能是被这些好奇的目光看火了,也或许是为伍修权拒绝翻译的态度激怒了,他气得用力一勒左手的缰绳,举起右手的马鞭,对着马的臀部就是一鞭。停在山道上的战马没有准备,冷不防调转马头上路,被一块顽石一绊,马失前蹄,把李德摔下马来,险些滚下悬崖。

那些站在一旁看稀罕的红军战士一见这情景,瞬间那惊愕的表情又化做了忍俊不禁的笑声。李德从山道上跃起,他忍着挨摔的疼痛,举起了手中的马鞭,操着俄语大骂:

“混蛋!谁再讥笑长官,我就用马鞭教训他!”

伍修权一听怒火中烧,把头一扭,再次拒绝翻译。

那些发笑的战士虽然听不懂李德大骂的内容,但也猜出了是在对他们发怒,当他们再一看周恩来的表情,匆忙行过军礼,又都很知趣地上路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翻译?”李德操着俄语大声质问伍修权。

伍修权依然目视前方,不予回答。

“修权同志,他在说些什么?”周恩来在一旁小声问道。

伍修权缓缓地转过身来,但他的双目还是喷吐着怒火,答说:

“这种粗鲁的骂人语言,我翻译不出来!”

周恩来一听全都明白了,他在这种场合能说些什么呢?只有微微地叹了口气。

正当李德有火无处发的时候,他蓦地抬起头,看见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边,一位负伤的战士穿着单衣,右手拄着竹竿,背靠着树干,一动不动地像是睡着了的样子。李德一见怒火猝发,他举着马鞭,操着不通的华语骂道:

“懒鬼!白天睡觉,不行!跟上,快跟上!”

周恩来一见李德举着马鞭大步流星地向那位似在入睡的战士走去,他担心发生意外之事,在这山道上影响军心,遂快步追去喊道: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

李德正在气头上,他不顾周恩来大声阻止,很快走到大树下边,把高举在空中的马鞭用力挥下。

恰在这时,周恩来大步赶到跟前,边愤怒地命令“住手!”边抬手抓住了李德挥鞭而下的手腕。

李德感到周恩来的行为有伤他的自尊心,他飞起一脚,踢在了这位背靠着大树而站的伤员身上。

周恩来气得把紧握着的李德的手一甩,欲要大发脾气,再一看那位红军伤员一动不动,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他惊得下意识地“啊”了一声,慌忙伏下身去,用手捂住这位伤员的口和鼻,惊得全身一颤,接着又用手去摸那冰冷的额头,然后缓缓地站起身来,无比沉重地摘下那顶五星军帽,极其悲痛地把头垂在于自己的胸前,泪水沿着面颊无声地滚下……

伍修权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同志,他本来就对李德有意见,今天又亲眼目睹李德的表现,他再也无法忍受了!待到周恩来擦去满面的泪水之后,他低沉地说道:

“周副主席,我不想给他当翻译了!”

周恩来完全理解伍修权的行为。但是,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他只能说:

“修权同志,要顾全大局!”

伍修权不想让自己敬重的周恩来为难,凭着党性,他又回到李德的身边。

恰在这时,作战参谋骑马赶到了近前,他双手把一份万分火急的电文交到周恩来的手中。

周恩来阅完电文,随手签上自己的名字,说道:

“请立即送到朱总司令处。”

朱德在蒋介石的眼里,和毛泽东一样“罪则当除”!自从他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之后,蒋氏就称中国工农红军为朱毛红军。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与壮大,朱德颈上人头的价码看涨。就说在血战湘江的前夜吧,除去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定下的高额奖金之外,何键、白崇禧等人又明示属下:谁活捉朱德、毛泽东等人,可得赏洋三万、五万、十万不等。

朱德的性格有着鲜明的两面:一是他对压迫工农大众的一切敌人嫉恶如仇,但对自己的同志却是与人为善,甚至都到了能够宽容缺点的程度。他作为一代军事家,既有严令难收的大将风范,又有爱兵如子的慈母心肠。加之,他在红军统帅中的年纪最长,因此有些中下层指挥员称他为朱妈妈。或许他有着这些与毛泽东不同的性格,在中央苏区历次所谓路线斗争中都幸免挨整。就说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之后,他表面上还得保留朱德总司令的职务。每每说起这些事,贺子珍就说:“朱老总比老毛的脾气好。”

但是,朱德同志对革命也有着他人所难具备的坚定信念。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冒着杀头的危险秘密宣传反清大计,一旦传来推翻清廷的消息,他又带头攻陷总督衙门。随着护国讨袁革命的潮流席卷全国,他的军职也越升越高。待到苏联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他毅然抛弃所谓的高官厚禄,到上海找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遭到陈氏的坚拒之后,又西渡借求学之名,继续寻找党的组织,并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很多同志牺牲了,也有很多人当了逃兵,唯朱德总司令不畏惧失败,整顿所剩部属,并经千折百回,终于把不足千人的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就说这次湘江惨败吧,他看着一批一批的同志倒在湘江的阵地上,他那颗爱兵如子的心将会受到何等的刺伤!但是,当他看到同志们,尤其是党的领导和高级指挥员的情绪一落千丈时,他再次忍着极大的悲痛,挺直腰杆,依然坚信红军会从失败中走向胜利!

时人及后人都记住了血战湘江打得最为惨烈的一天——十二月一日,可是有谁知道这一天恰是朱德同志的四十八华诞啊!他是用激战的枪炮声作为自己生日的礼炮,又是用全体红军突过湘江的奇迹来庆贺他的寿诞。自然,他面对烈士用鲜血浇灌的战场也会发下这样的誓言:“你们的鲜血就像是最红的火,必将烧出一个新中国!……”

朱总司令最了解红军指战员的心。在红军进入西延山区,尤其是在翻越老山界的行军中,他老当益壮,有骡子不骑,自己拄着一根竹竿,昂首阔步走在又窄又险的山道上。那些情绪低沉的红军战士一看总司令的样子,顿时来了精神,似乎饥饿、疲劳都不翼而飞了!当他在行军中听到指战员大发牢骚的话时,他的内心也很难平静;可是当他想到翻越老山界的形势,就又带头领唱红军歌曲,用满山的歌声取代了一路的牢骚。

太阳刚刚转到老山界的西边,天突然之间黑了下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下雨了”!顷刻之间,老山界变成了天低云暗,细雨蒙蒙,山雾滚滚,云海翻腾,活是一幅悲怆壮观的大山云雨图。这时,警卫员打开一把桐油纸伞,双手递给了朱总司令,并以恳切的口吻说道:

“总司令,该骑马了吧?”

朱总司令闻声止住了脚步,微微地抬起头,沿着湿湿的山路看去,只见头戴斗笠的红军队伍顺着这条山路缓缓地移动着,看不到尽头,也望不见山顶,渐渐地消失在云雾之中。接着,他又转过身来,顺着这条山路向下看去,只见情绪低沉的红军指战员全都俯首看地,艰难地走在又湿又滑且又崎岖不平的羊肠山路上。他有些痛苦地合上了双眼,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又走到那匹重负在身的骡子身旁,爱抚地摸了摸这匹骡子那长长的脸。而这匹通人性的骡子顺势也舔了舔朱总司令的手。就在这一瞬间,朱总司令那慈母般的心肠又软了下来。

“它的身上已经驮了这么多的文件、作战地图,再加上我这一百多斤……”

“放心吧!”警卫员抢先说道,“它有的是力气,经得住!”

“不行,不行……”朱总司令边说边摇了摇头。

“行!”这时,一副担架抬着一位年仅二十岁的指挥员走到跟前,他帮着警卫员说道,“总司令,您就骑上它吧!”

朱总司令闻声转过身来一看,惊得一怔,匆忙走到担架旁边,关切地问道:

“杨成武,你伤得重不重?”

杨成武,福建人,早年参加红军,一直在被称为毛泽东的嫡系部队的红一军团中任职,从战士当到了红四团的团政委,他与耿飚团长率部在奔袭宜章的战斗中立有大功。在这次掩护红军抢渡湘江的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右腿膝下,不能走路,只能坐着担架翻越老山界。因此,他有点情绪地说:

“伤得不算重,讨厌的是这颗子弹打的不是地方,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走路。”

“不要管这样多,你就安心地坐在担架上。”

“那总司令您也应当安心骑马!”

“我嘛,有它帮忙就行了!”朱德边说边晃了晃手中的竹竿。

“不行!再说,你还要指挥我们打胜仗呢!”

杨成武虽然说者无心,但朱德却是听者有意,他立时感到在如此信任自己的部属面前,不知该做何回答。他唯有怅然叹息!杨成武并没完全猜透总司令的心思,他就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最亲的长者那样,无奈地说道:

“总司令,过去,我们跟着您和毛主席打仗,就像是雷公打豆腐,嘁哩喀喳,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可是现在……”

“被敌人打得丢盔卸甲,丢尽了红军的威风!”朱德抢先说罢又下意识地挥了一下手中的竹竿。

“这是为什么呢?”

朱德听后久久没有说话。最后,他蹙着眉头说道:

“是到了该问个为什么的时候了!”

朱德是一位极有修养的军事统帅,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对自己的部下说这种话的。这足以说明他压在心底的话是到了非说不可的程度了!可是他作为红军的总司令深切地知道,时下只有毛泽东才能扭转败局,使危难的红军从失败中走向胜利。与此同时,他又非常清楚,他们——最高“三人团”是不会拱手把指挥权交给毛泽东的,因此他心里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苦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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