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历来是有政治野心的。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看，大凡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要猜度对手在想些什么，对他可能会做些什么，他自己将要采取哪些措施或手段方能取胜。明天——也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将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大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向，他又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将提出哪些方案来？事前他们召开过哪些会议？做了哪些分工？针对我张国焘，又采取了哪些相应的措施？……”
诚如前文所述，党中央早在六月十六日就确定了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当毛泽东及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中央、军委的领导由懋功进抵两河口之后，中央为了使得北上方针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了解，由张闻天根据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战略决定，起草一篇文章详加论述。这就是张闻天在两河口关帝庙中写成的那篇有名的论文：《夺取松潘，**川陕甘！》并在六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前进报》第一期上发表。
张闻天作为党的理论家，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敏感了解到党中央对张国焘未来发展的正确预感，因此在该文中首先强调的是：两大红军会师最伟大的意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这就等于告诉张国焘：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是党的军队，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向党伸手要权的工具。在详加论证了南下在西康或青海等草原地带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的根据后，明确指出两大红军会师之后，其战略方向是北进。这是因为“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在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而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首战“夺取松潘”。为此，他重笔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
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自然，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也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给予了不点名的批评：“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的行动中心，实际上就是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成无止境的逃跑……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实事求是地说：张闻天的这篇文章，从理论的高度解释了中央六月十六日《为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及当前计划给四方面军电》的意义，同时，也为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做了思想准备。
在这期间，毛泽东除了关注瞬息万变的敌我态势，准备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外，还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有感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很友爱，很慷慨，给中央红军送粮食、送衣服，还给中央领导同志每人送一套粗呢制服”等，他“关照中央和军委总部同志要多了解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做好团结工作”。与此同时，他知道陈赓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过师长，专门找陈赓谈话，在两大红军尚未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之前，请他多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谈心，把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及时地报告中央，力争不要出现不利于团结的事情。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周恩来在常委中分管军事，“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因此，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尽管中央决定的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方针主要是毛泽东提出的，仍由周恩来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因此，在等待张国焘的两天中，周恩来主要的精力，是带病起草这份报告。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由于会议地点在两河口，史家称之为两河口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十六人。地点是在毛泽东临时居住的一所喇嘛庙里。
刘英出任中央秘书长已近半年了。像这样重要的会议，她不仅要亲自担任大会记录，而且还要提前布置会场。因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多了些，仅烧开水一项就要有专人负责。为此，她请贺子珍帮忙。天一亮，她们两人就忙开了，又是收拾开会的桌椅、文件，又是为每位参加会议的同志准备喝开水的搪瓷缸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同志们吃早饭了，她们两人也只好边吃边烧开水。她们不习惯像藏族同胞那样架着一个三角架，用一把大铜壶吊在上面烧水，更不会烧藏族同胞晒的干牛羊粪，急得她们两人一会儿蹙眉，一会儿相视苦笑。
毛泽东距离开会的地方最近，第一个来到了会场。虽说他清楚中央已经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凭着他的预感或说是政治斗争的经验，知道今天的会议一定是严肃的，说不定还会有一场激烈的争论。为此，他暗给自己定了个调子：一不发火，二要设法把会议气氛搞得轻松些。他走进会场巡视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恰好在这时，刘英与贺子珍各提着一把藏式铜壶从里屋走了出来。毛泽东有意地问道：
“刘英，你对洛甫同志的印象怎么样啊？”
“怎么说呢？”刘英把手中的铜壶放在会议桌上，“他有时像个师长，给我讲解革命的理论；有时又像个兄长，关心我的起居饮食。”
贺子珍当然知道毛泽东问话的本意，她一面把自己手中的铜壶放在会议桌上，一面冲着毛泽东使了个眼色，说道：
“我看成了。”
“什么成了？”刘英不解地问道。
“你和洛甫的事啊！”贺子珍答说。
刘英很不自信地摇了摇头。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刘伯承……相继走进了会议室，大家又说又笑地讲着来到藏区后的见闻，气氛还是非常和谐的。这时，毛泽东感到腰部有东西在爬，他明白这是被红军指战员称为“革命虫”的虱子在蠕动。对此，他向来是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那就是坚决地把它消灭掉！但是他刚想动手提虱子，一眼看到了刘英，忙说道：
“刘英同志，我要请你回避一下。”
刘英误以为毛泽东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和到会的同志讲，遂转身向里屋走去。
“不要离开，只需要转过身去。”毛泽东又说道。
刘英驻步，表情愕然。
“我要向‘革命虫’宣战！”与会者听后发出了忍俊不禁的笑声。毛泽东却非常坦然地解开了上衣，很认真地捉起了虱子。贺子珍一见这情景，不高兴地说：
“你就不会坚持到会后再捉虱子吗？”
毛泽东终于捉到了虱子，十分得意地放在手上看了一下，用两只手的大拇指甲一挤，咯嘣一声，把虱子处以死刑。旋即又像是胜利者似的看了看大家的表情，说道：
“你的建议是好的，但我做不到，因为这等于让我毛泽东向虱子妥协，我办不到！”
或许是毛泽东的言行引起了条件反射，多数与会者晃动着身子，但又没有毛泽东的勇气，当众解衣捉虱子。这时，毛泽东开心地笑着说：
“看看诸位的样子，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提议：在国焘同志到来之前，来一个捉虱子比赛。”
与会者闻之大笑。唯有周恩来彬彬有礼，不动声色。对此，贺子珍全都看在眼里，不高兴地说：
“我相信恩来绝不参加这种比赛。”
“这不等于说恩来的身上不长虱子。”毛泽东说罢看了看淡然一笑的周恩来，再一回头，只见张国焘走了进来，他为了把气氛搞得更活跃些，遂边捉虱子边说，“国焘同志是知道的，我们党的第一书记陈独秀先生，就是一位不向虱子低头的大儒！”
张国焘或许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也或许是为了表示一种风度，他尚未落座，就说道：
“润之兄所言极是。那时，仲甫先生在北大教书，我们看见他穿的黑缎子马褂上，有一行蠕动的白颜色，遂问他：陈先生，那是什么呀？他低头一看，坦然地说了两个字：虱尔。”
与会的同志再次发出了惬意的笑声。毛泽东进而又说道：
“我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捉虱子的大儒，叫王猛。史有记载，王猛扪虱而谈，形成一个大谋士的风度。我们今天的两河口会议，也来个扪虱而谈，但不要大谋士风度。”
这就是毛泽东讲话的艺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于笑谈中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对此，似乎每个人开始并不知情，但他一点题才恍然醒悟。由于每个人所处地位不同，对毛泽东的点题之语也有着不同的感悟。而张国焘听了最后这句话，肯定和其他与会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张闻天接过了话题，遂郑重宣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现在开始。
接着，由周恩来做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首先，周恩来“回顾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做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如下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如“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很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些地方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因此，该地区虽大，却不利于机动。
二、“群众条件，人口众多。”他指出：“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大批扩大红军。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人，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周恩来在说明根据地和经济的关系之后，进而又说明“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决”。
结论是：懋功、松潘、理番这块地区的地域很大，却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并郑重指出：“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
周恩来在否定了张国焘在懋、松、理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后，又详细论证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可行性。接着他又指出：“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为了实现上述这一战略方针，第一是要向松潘前进，打垮胡宗南，为北上打开通道；第二是“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自己不要被敌人所牵制，因而不要妨碍我们的机动”。又鉴于“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克服”。
周恩来做的这篇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无论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事后被革命实践所检验、所证明了的，都是正确的。就连接着发言的张国焘，也不可能当场发难，提出一个能为与会者所接受的战略方针。所以，他在谈了红四方面军有关的情况之后，在他谈今后的战略方针时，不得不一方面在口头上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另一方面却极力鼓吹其南下的主张。“他说，目前接近我们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都是配角。如果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是雨季，长途行军会大减员。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虽然甘南于我们有利，但一定要打下胡宗南。”接着，他又讲了很多所谓的不利条件之后，结论是：“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另外，“敌人也不会让我们很容易地占领大的区域”。
毛泽东听了张国焘这篇发言，认为张国焘是在利用反证法说明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错的。完全是在耍诡辩术！因此，他起而发言，首先是立场鲜明地表示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所做的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接着，他又有针对性地讲了五条意见：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做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毛泽东的上述五点意见，仅仅是刘英、王首道的会议记录。遗憾的是他那洋洋洒洒妙趣横生的言论，都失之记录者的笔端了。多年之后，张国焘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时候，尽管他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无处不在造谣中伤毛泽东，但他有两个感觉却是正确的：其一，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是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其二，中央多数的同志支持毛泽东的“北进计划”。
毛泽东发言过后，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刘少奇、张闻天等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一致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北上方针，并认为关键的一着棋是从松潘打开北上的通道。其中，朱德再三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为了确保“北进计划”的实现，他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自然懂得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他听完与会者的发言，很自然地产生了孤掌难鸣的失落感。换言之，他在这样的中央会议上，即使拼力地反对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他在两河口会议上没有公然反对“北进计划”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徐向前等同志是力主北进的。就在六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为“速占黑水进攻松潘”给张国焘发了三次急电，明确告之“红土坡方面打松潘甚好，兵力展得开，前面粮房不成问题”；“黑水内粮多，黑部岩即存军谷二百石，洋芋二百石，其粮多可知。我们以速占黑水做支援松潘之后方为好”；并提出“打法：主力仍以大部由河西岸分数路，一部由东岸助攻”，等等。张国焘面对这种局面，就更难推翻中央决定的“北进计划”。
另外，张国焘这些年来随着地位的改变，权欲的增强，逐渐把党的军队——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或者说是实现自己野心的一种工具，他是从来不允许别人染指的。而今，周恩来在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毛泽东的发言就更干脆、明了：“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再加上朱德也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这就等于说，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被正式纳入党中央、军委总部的领导之下。这又使他处于内心反对而嘴上又说不出的境地。
怎么办？他唯有徐图解决之，违心地投票赞成《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于向外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中央全体同志与张国焘历经三天的激烈争论，终于迫使张国焘于六月二十八日投票赞成上述决定。因此，多数与会同志十分高兴，认为战略方针问题解决了。
然而，毛泽东心里清楚，写在纸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但是，他认为北进的路还是要坚决地向前走！
五
张国焘自党的六大之后，已有近七年的时间没有参加中央举行的会议了。加之他自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以来，一直是扮演向属下发号施令的角色，因此，他在出席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三天之中，似乎就没找准自己的位置。他忽而理智地意识到自己是向中央汇报的部属，忽而又因话不投机想习惯地摆一下架子……简言之，不仅张国焘自己觉得演得太累，而且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感到他有点可笑。然而令张国焘，同时也令其他与会者难以容忍的是，他就像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在严肃的政治局会议上坚持唱独角戏，和多数与会者发生冲突。对于像博古这样直来直去的批评话语：“你那个进攻西康的计划是行不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人少粮少，红军不但无法在那里立定脚跟，而且没有退路，国民党军队来了，很容易把我们封锁住，这就成了瓮中捉鳖了。”他就像贺子珍回忆的那样：“他气死了，在会上暴跳如雷，大喊大叫。”但是，他对毛泽东操着惋惜的口吻说的这句话：“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的内心中却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清楚毛泽东是在转弯抹角地批评他放弃川陕根据地。
说到张国焘放弃鄂豫皖苏区和川陕根据地，可以看出他目无中央、独断专行的军阀作风。
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换句话说，也就是俗话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比方说，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大计、组织变动，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与认可。虽说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的情况下，由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的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并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但是会后，党中央也必须根据共产国际的章程补办手续，并得到共产国际的追认。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先后派出潘汉年、陈云离开红军，潜入上海，转道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有关情况的原因。同时，也说明新当选的中央领导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负责同志，是有高度的组织原则性的。出于同样的规矩，鄂豫皖中央分局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作为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这样老的同志，自然清楚有关鄂豫皖苏区、川陕根据地的方针大计及组织变动，必须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与认可。即使是和党中央暂时失去了联络，只要做出重大的战略和组织变动，就必须派出专人向中央报告，并得到中央的追认。但是，张国焘却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事前与事后均不向中央报告，先后擅自决定撤出鄂豫皖苏区与川陕根据地。对于张国焘擅自决定撤出鄂豫皖苏区，事后成仿吾同志历经千难万险，潜往上海，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找到党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目无中央以及丢失鄂豫皖苏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关于擅自撤出川陕根据地，事后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为实现川陕甘计划，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三月初，我们复挥军南进，连克仪陇、苍溪。共歼田颂尧、罗泽州部五个团，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五千余支。我军忽北忽南，敌人摸不清我们的真正企图。……
经过这段进击，我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青川，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如按原计划向甘南进击，深感兵力不足。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发电报给后面的张国焘、陈昌浩，催他们表态。
谁知，我们在前面打，后面可就搬了家，放弃川陕根据地。那时张国焘在剑阁。陈昌浩在旺苍坝地区，搞一锅端、大搬家。我的电报左催右催，提议把南边的部队向北集中，迂回碧口，抄胡宗南的后路，进取甘南。但张国焘死活不吭气，叫人干着急。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补充兵员、给养，待命行动。后来他说，那时他正注视中舟红军的动向，对西出北出，下不了决心。这样一拖拖了个把月，把我们打胡宗南的计划流产了。……由于张国焘慢慢腾腾，瞅来瞅去，忙着在后面搞大搬家，才使进击甘南的战机丧失，未达到战役的预期目的。
虽然出席两河口会议的同志，对于张国焘放弃鄂豫皖苏区，尤其是川陕根据地，没有像徐向前知道的这样清楚，但是他们从川陕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以及张国焘目无中央等方面对他提出了耐心诚恳的批评：“从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一直到陕南到川北落脚，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擅自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这么大的行动，没有向中央报告，是不允许的。”“在川北根据地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胜利以后，又撤出了川陕苏区，同样没向中央报告，也是擅自撤退的。”当然，也是不允许的。
然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独断专行习惯已成自然，容不得任何人的批评，党的组织纪律对他似乎也不具有约束力。因此，他当即举出许多与会者所不知晓的例子，在抨击对方的同时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可是，像博古、凯丰等同志在中央工作有年，且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从不考虑历史形成的山头——常年相对独立作战所必需的权威等现实，绝对容不得有半点闹独立性的事情存在，所以，张国焘与博古等同志就形成了一组难以解决的矛盾。结果，在如此严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顶起牛来了，气得张国焘“在会议上暴跳如雷，大吵大闹”。
对此，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同志是不赞成的。原因也是简单的，两河口会议是解决两大红军会师之后的战略动向，是借会师出现的大好形势继续壮大革命的声威。就像是遵义会议不能解决政治路线的道理一样，两河口会议不是也不应该是清算张国焘军阀主义的会议。为着中国革命的大计，自应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因此，当对立的双方摆开架子辩论对与错的时候，毛泽东十分巧妙地引开了话题，让两河口会议沿着团结的路线继续开下去。
诚如张国焘所云：就这样，“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毛（泽东）所提出的北进主张”。
就在两河口举行会议期间，中央获悉：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之后，于是年五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张国焘自任主席。在张国焘亲自签署的第一号通告中，开宗明义写道：“西北革命的总指挥部中华苏维埃西北临时政府，遵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于苏共五年（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纪年）五月三十日在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汉、番、蒙、藏、苗、夷劳苦群众热烈斗争和拥护之下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他从未下过命令批准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显然，这是张国焘盗用中央的名义成立的。毛泽东作为一代大政治家，自然想到了张国焘如此而为的个人目的。可是他认为时下的主要矛盾是团结，像这类的事情只有留待他日去解决。所以，他看过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章程之后，没有借此说过一句不利于两大红军团结的话。
诚如前文所述，博古等同志对张国焘目无中央是很有意见的。他们听说就在两大红军会师前两个星期，张国焘竟盗用中央的名义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且自任主席，真如同火上加油。加之，他们留学苏联多年，列宁的书读得很多，在审读了张国焘的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章程之后，凯丰执笔写了一篇《列宁论联邦》，刊在中央出版的油印的《布尔什维克》上。张国焘看了秘书长黄超送来的这份内部刊物，写了如下这段话：
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绝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
这几年来，张国焘何曾受过这样的指责？加之这时他觉得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损失，而自己统领的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故挺直腰杆责问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竟如此说道：
“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什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的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据笔者推测，中央，起码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不赞成在此时讨论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更不会同意因此而影响两大红军会师后的团结。因此，张闻天的回答在张国焘看来是“相当暧昧的”。并攻击张闻天同志，“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需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
接着，张国焘又和博古在一些非本质的问题上发生了摩擦。那时，一方面军由于近八个月的长途转战，不仅减员很大，而且弹药的补充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这方面红四方面军就好了许多。为此，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来到张国焘的住处，想与张的通讯班换些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张的通讯人员说博古的警卫员违犯军纪，博古的警卫员认为同是负责警卫中央领导，且以牛肉相换是公平的。结果，双方吵了起来。像这等区区小事，何劳张国焘出面解决？更无需把这样的事情写进他的回忆录中。由此引起他与博古的情感成见，并借此攻击对方则更是可笑。请看张国焘写的这段文字：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我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接着，张国焘与博古在政治建军方面发生了争论。张国焘坦言指责：“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松弛”，并攻击说“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在围攻约有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博古则“指斥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用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等。为此，双方关系搞得十分紧张。
随着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日的推移，相见时的热情渐渐地冷却下来。双方尤其是中上层的干部，也都以比较冷静的目光审视着对方的长处和短处。结果，就必然会发生一些可以想见的矛盾。作为中央、军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应当采取断然的措施，刹住一切不利于团结的歪风邪气。遗憾的是，张国焘及少数教条主义者的言行却激化了矛盾，使得事态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此乃后话，留待下文详述。
就在张国焘与有关同志发生争吵的时候，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根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精神，制定出《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首先，该战役计划以战略家的眼光，详细地审视了蒋介石部署的所谓“围剿”全局，并对敌情做出准确的判断之后，写 下了可行的战役纲领：
我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的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这一战役纲领是：
一、岷江东岸留钳制支队，在我西岸主力未接近松潘前，主要是在平夷堡、大石桥地带，钳制和吸引胡军南向，并隔阻许绍宗部从片口向镇江关前进，以便我西岸主力顺利的进行到松潘及其东北地带突击胡敌之背。这一支队应派队控制沿江的渡桥及渡船，在支队实现任务后，即就在原在地附近渡江转到西岸，跟右路军前进，沿西岸应留掩护部队。草坡方面，应以得力兵力警戒，以掩护东岸支队西移，及主力北进。
二、岷江西岸为我进攻松潘之主力，分三路北进，中心在左路及中路，以便从两河口、黄胜关迂回攻击松潘地区之敌，而坚决消灭之；并先机切断平武、南坪东援之敌的来路，取得北出甘南的道路。如胡敌坚守城堡，不利攻击，则我军应监视该敌，严防截击，并缩短行军长径，以利迅速北出甘南作战。
三、各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如遭遇敌人，应该独立进攻，坚决消灭之，勿被其抑留，以便配合毗邻部队行动，而免各个击破。
四、夹金山、巴耶山、懋功、崇化地区留一支队，任务在掩护我军北进作战及其后方，并隐蔽我军企图。该支队应适时北撤跟进，免为敌截，同时上述地域应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以掩护梦笔山以北之我军后方。
五、后方地区经理番、卓克基、阿坝为中心，目前暂以卓克基为总后方。杂谷脑为临时后方，留养不能行动之伤病员。凡笨重不急用器械、资材应留后方，体弱的及女同志应留在后方工作。留在这一地区的支队应采游击战争方式，掩护后方并扩大自己，并加强少数民族工作，将这一地区造成苏区。以懋功支队北进时，须掩护其侧背。
根据上述战役纲领，对一、四两个方面军做了科学的配备：王树声率四方面军的八个团，暂称为岷江支队，留在岷江东岸起钳制敌人的作用；徐向前亲率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经马塘等地向黄胜关前进；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率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为左路军，经卓克基、大藏寺、葛曲河、色既坝向两河口前进；由陈昌浩指挥右路军，合计八个团，经黑水、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城前进……与此同时，对发起松潘战役的通讯联络、粮食筹集和运转计划、政治保证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简言之，这是一个完满的作战计划。张国焘虽然不赞成北进计划，更不同意发起攻打松潘战役，但他看后对战役计划的本身也未提出异议。
事后追论：如果张国焘不借故拖延执行攻打松潘战役，两大红军早已完成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了。
为了解决两大红军会师之后的统一指挥等问题，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九日召开常委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张国焘等六人。主要有两项议程：
一、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
二、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据“北平的几个无线电台的消息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向北平进攻，向北平的永定门打了五炮，但不敢断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像过去侵占东北一样攻占北平，但迟早是企图占领北平的，所以应当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红军中间”。
对此，毛泽东是极力赞成的。他发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
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到此结束了。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领导的心中却投下了不祥的阴影。张国焘除了在会上的表演以外，在会下还做了许多小动作，引起了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担心。就在举行两河口会议期间，陈赓向毛泽东与周恩来报告：张国焘私下找他谈话。对此，毛泽东一怔，遂又故作轻松地说道：
“讲一讲，国焘同志和你谈了哪些问题？”
“他见到我以后，连一句叙旧的话都没说，就开门见山地问：陈赓，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你觉得哪一个部队好？”陈赓绘声绘色地说道。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毛泽东问道。
“首先，我分析了一、四两个方面军的情况，比较公平地讲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接着嘛，”陈赓有意停顿了一下，我又说“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良好，政治工作好；四方面军打仗勇敢，政治工作、群众纪律较差。”
“我看你这样回答，国焘同志肯定会不高兴的。”周恩来从旁说道。
“岂止是不高兴哇！”陈赓生气地说，“他当时就勃然大怒，骂我在攻击四方面军。”
“你当时的表现呢？”毛泽东问道。
“我说的是事实，我不怕他。”
毛泽东听后大声地笑了，接着，他又一边笑一边摇着头说：
“恩来啊，看起来，你当年手下的这位情报科长是原则性有余，策略性不足啊！”
“主席的评语是中肯的。”周恩来说罢又问道，“陈赓，你还听到一些什么消息吗？”
陈赓自然知道周恩来问话的意思，那就是关心他当年在上海一手派到鄂豫皖苏区的干部这些年来有什么变化。陈赓听后缓缓地合上了双眼，镇定了一下情绪，低沉地说道：
“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之后，他杀害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四方面军总经理部主任余笃山等同志。”
“曾中生同志呢？”周恩来迫不及待地问道。
说到曾中生同志，陈赓那两只爱憎分明的大眼几乎就要喷射出怒火来。因为他们二人不仅是湖南同乡，而且还是黄埔同学。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遣曾中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党的六大结束之后，又于是年冬天回国，在周恩来主持的军委工作，而这时的陈赓在中央特科任情报科长。一九三零年十月，也就是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曾中生奉派赴鄂豫皖苏区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与徐向前、邝继勋等共同领导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翌年四月，张国焘、陈昌浩在顾顺章的护送下到达鄂豫皖苏区，遂与曾中生发生矛盾，而相继到达鄂豫皖苏区的陈赓又站在了曾中生一边，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在陈赓负伤转往上海治疗以后，张国焘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曾中生逮捕。因此，陈赓无比愤怒地说：
“据我所听到的消息，中生同志现还押在杂谷脑，时时都有生命危险。”
周恩来听后沉吟片时，看着眺望远方的毛泽东，问道：
“主席，你看该怎么办呢？”
“我看嘛，”毛泽东轻轻地叹了口气，“大的原则问题没有解决，中央暂不宜过问这类事情。”
周恩来赞同地点了点头。
“另外，”毛泽东又轻轻地叹了口气，“我想，绝不止是曾中生同志一个人啊！”
“是的，有不少中央派到鄂豫皖的干部被杀害了！”陈赓说罢又格外沉重地说，“我还听说，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同志，也被他关押起来了。”
“恩来啊，”毛泽东的声调突然变得有些怆然，“你我当年在广州，看着蒋介石他们杀害了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难道你我今天……还要看着他们杀害承志同志吗？”
周恩来无比悲愤地叹了口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