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中共中央于七月三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文告号召藏族民众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行民族自决等。实事求是地说，这篇《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对红军通过藏族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它也是部分藏族同胞开始觉醒的启蒙书。最后，中央反复强调：红军必须“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停止打土豪，偶尔遇有汉人做生意的，也只经营皮货与布匹的交易，不解决我们的困难”。对此，毛泽东又严肃地补充道：
“在过藏族区期间，谁违犯了党的民族政策，一定要执行纪律！”
抑或是红军进入藏族区以后，就没有吃到一顿像样的饭了，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下榻处，还没有走进房门，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正当他欲快步跨进门去，大声地喊道“上饭来！”忽然想起了刚刚制定的民族政策，以及再三严格重申的群众纪律，瞬间，他那欲滴的馋涎突然消失，满面欣喜的笑容也不翼而飞了。他走进屋门，看见警卫员等正在忙着做菜，他严肃地问道：
“你们在搞些什么？”
“主席，我们给你弄了点菜，补补身子。”
“是什么菜呀？”
“是猪肉。”
毛泽东一听是在给他炖猪肉吃，顿时变了颜色，严厉地质问道：
“哪里弄来的猪肉？当地的群众都跑了，你们准是犯群众纪律了吧？”
“不！不是的……”
“那这猪肉是从哪儿搞来的？”
接着，警卫员说出了这猪肉的来源：
在长征途中给毛泽东当警卫员是很难的。一方面必须确保毛泽东在行军中的工作和安全，另一方面还要保证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由于要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毛泽东经常是工作第一，甚至于忘了吃饭。就说吃饭吧，他决不允许警卫人员为他搞特殊化，更不准许违犯群众纪律。因此，警卫员们经常为毛泽东的吃饭问题犯愁。“红军从翻越大雪山——夹金山以来，一直行进在人烟稀少、一望无际的荒原，那里找不到村庄，也找不到食物，有时找到一些青稞麦，又不知道怎么做，不少战士吃了青稞拉肚子。”自然，毛泽东也不例外。自从与四方面军会师以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首长经常开会，“有时整天开会，很晚才回驻地，而一回来照例又坐下来，开始了夜间的工作。从过了大渡河以后，他已很少吃到菜类，甚至连盐也好久没有吃到了。”警卫员们随毛泽东进驻卓克基之后，一看这土司家的气派，就认为这个地方丰衣足食，一定可以给首长找到些改善生活的东西。由于这里的“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拨煽动，在红军开到之前，国民党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来了要杀藏民”。因此，卓克基的“藏民在红军到达之前早已逃走，吃的东西更难找到了”。但是，警卫人员依然不死心，也可能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今天，“警卫员们在土司家一个很小暗室里发现一筐猪皮，上面还带着毛。警卫员们非常高兴，就用一只小铁桶把猪皮放进去煮，然后刮去毛，做成了菜”。警卫员说罢看着毛泽东微微点头的表情，有意地问道：
“主席，您吃不吃啊？”
毛泽东禁不住地笑了，看着大家那顽皮的样子，说道：
“像这样来路的炖猪皮，你们能吃，我就能吃。”
警卫员们一听都高兴地笑了。接着，就把煮好的猪皮端到桌上，大家和毛泽东又说又笑地吃了起来。毛泽东一边香甜地吃着，一边颇为感慨地说了这句话：
“咱们这算是一次成功的会餐！”
毛泽东刚刚和警卫员们吃过这次“成功的会餐”，周恩来就拿着一份电文走进，边递给毛泽东边说：
“这太不像话了！”
毛泽东接过电文一看，就是张国焘与徐向前会面之前，以个人名义发给中央的那份电文，公然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毛泽东看罢，沉吟片刻，说道：
“我看，大幕刚刚拉开，好戏还在后头哇！”
“你的意见呢？”
“还是那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我，还有中央，只能是个谋事者。”毛泽东说罢看着大咳不止的周恩来，感慨系之地说道，“恩来，我也送你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翌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首长离开卓克基向北进发。“这一带地形非常险要，周围许多山上都有积雪，又时常下雨，河流错综复杂，遇到森林，古柏苍松遮蔽了天日，部队总是在河流边过来过去，森林密得不知多深，常有敌人从密林中放来冷枪，我时有伤亡，但也无法搜索。”经梭磨，到马塘，一百五十里，走了两天多时间，搞得大家十分疲劳。由于这儿没有大的村庄，“所以部队的绝大部分都露营，夜间又雨雪纷飞，弄得大家的衣服被毯全部湿透，根本无法睡觉。”为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首长经研究，在马塘休息一天，把衣服烤干，“第二天拂晓出发，翻过大约五十里路的马塘梁子，在山顶饱受风雪，夜间才到马河坝”。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首长刚刚在马河坝驻地落脚，就收到了李富春自杂谷脑发回的电报：张国焘“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病中的周恩来阅此电文，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张国焘是要主持军委，由他“决定战略问题”。周恩来是一位组织观念极强的党的负责人，令他吃惊的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张国焘这位发起者，竟然是第一个公开向中央要权的人。他面对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大好局面将毁于一旦，焦虑地问道：
“主席，张国焘为什么不明说自己的用心呢？”
毛泽东对于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是有所了解的，从他在两河口会上、会下的表演，一直到他那份要求“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的电文，毛泽东虽然看到了张氏的用意，但他也不曾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样快。他将李富春的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遂蔑视地笑了笑，说道：
“他希望中央能主动给他摘下这块遮羞布，满足他的权欲，但是中央不能，也没时间讨论这个问题。”
“那攻打松潘的战役计划呢？”
“我们还是力主打。但是，能不能执行这一战役计划，这就要看张国焘的了。”
“我们如何才能使张国焘执行攻打松潘的计划呢？”
“中央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主动权。”毛泽东说罢沉吟良久，“我们只能静观其变，后发制人了。”
周恩来赞同地点了点头，接着又大声咳嗽起来。
“恩来，急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注意休息，把身体搞好。”
毛泽东与周恩来离开马河坝向黑水、芦花进发的途中，“总是沿着河流左右迂回前进，遇到雨后的水流暴发，波涛汹涌，就不能徒涉，只好等到大水退去”。就是在这样艰难行军的途中，中央于七月八日收到了《川陕省委关于联邦政府问题致中央电》：
党中央：
（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西北联邦政府，是在两大主力红军未会合以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成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已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在联邦政府的旗帜下而斗争。最近看到前进报上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云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是认为不正确的。在目前，苏区必须建立政权，才便利于实际领导群众，仍用西北联邦政府名义或改名，究用何名及如何组织，请指示。
（乙）自两大主力会合后，整个革命形势有新的发展与推动，要求中央做一决议，估计目前的形势，并指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时建议在全党要大大发展反倾向斗争，反对对创造苏区失掉前途的情绪，对会合意义的估计不足，失败情绪，夸大敌人的力量，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失败的情绪；同时要反对自寻的主观主义、不实际进行战斗动员的“左”倾，对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要发动斗争，来巩固红军工作情绪。有书面报告中央。
川陕省委
张闻天收到这份电文之后，认为这是张国焘有意利用凯丰的文章向中央发难，因而十分生气。但是，毛泽东看了这份电报之后，却认为这是张国焘为实现其政治野心所采取的一个步骤。因此请张闻天等不必生气，以最大的忍耐往下看其表演。
不出毛泽东所料，翌日——七月九日，中央又收到了《川陕省委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致中央电》：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黄超琴秋
维海富治永康
张闻天收到这份电报的时候，依然是在向芦花挺进的路上。他不顾路途的艰难，环境的恶劣，气得似也忘记了在千里雪山行军的疲劳，遂把这份电文交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中，并要求于行军的途中议处中共川陕省委连续发来的两份电文。周恩来阅后气得大咳不止，连说“太不像话了！”但是，这时的毛泽东却显得异常的冷静，他说道：
“我看大可不必为此生气，等明天到了驻地再议此事。”
七月十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军委领导进驻上芦花。当天，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回复张国焘策动川陕省委要挟中央的电文。
多数与会者读了川陕省委周纯全、谢富治等六人的电文之后，都感到十分气愤！其一，下级是可以向中央提建议的，但绝对不允许以命令的口吻向中央下达指示。其二，中央及军委的改绍大事，是共产国际的权限。就是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也必须像遵义会议那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川陕省委公然提出改组中革军委，逼迫中央表态，这是夺权行为。因此，应严肃提出批评。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不赞成此时批评川陕省委的意见。原因很简单：其一，时下应以团结大局为重，应尽量避免分裂。其二，川陕省委向中央发这样的电文是错误的，但后台是张国焘。其三，张国焘如此而为的目的，就是造成下级包围中央的局势，进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此，毛泽东认为：一、不上张国焘的当，中央绝不和川陕省委发生争论；二、不仅不让张国焘牵着中央的鼻子走，而且中央要继续让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的决议。为此，中央于会后——七月十日，向张国焘发去如下电文：
张（国焘）：
甲、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乙、目前四方面军主力未到黑河坝东北，沿途番民捣乱。三军团须使用于配置警戒及打通石碉楼方面。一军团及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三团在毛儿盖未攻下前，不便突入。
丙、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
中央在回复上述电文之后，因军粮奇缺，不得不继续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
自从红军翻越夹金山之后，粮食就成了关系到红军能否生存、北进的大问题。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深深地感到：“中央红军连日在人烟稀少的藏民区行军，严重缺粮食，影响松潘战役的执行。”遂亲自过问粮食给养问题，要求解决吃饭的困难。为此，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的指示，制定了政策，规定了办法，提出了要求。如：六月二十五日，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七月三日，发布了《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七月五日，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在松潘筹借粮食的规定办法》；七月八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组织别动队筹粮食办法》等。可见粮食问题到了何等重要的地步！
就在这时，我先头红六团在向松潘前进中，“遇到了敌人剽悍的骑兵的狙击。因我军初遇敌骑，缺乏经验，战斗不利，就折向离芦花八十里离马河坝二十里的一个小村庄。因粮食断绝，吃草饮雪，有的战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此，红六团急电师部讯即支援粮食。时任师宣传科长的舒同奉命率部运输粮食前去支援。饥饿的战士们激动地说道：“你们来了，真是来得好，救了我们的命！”“你们迟到一天，我们就要饿死，真是莫大功劳啊！”……由此可见粮食成了制约红军生存的大事了。中央经过慎重的研究，遂于七月十二日，发布了《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关于割收田中熟麦问题的通令》。在以上备粮的指示中，反复强调了粮食的重要性：“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的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是具有严重的战略意义的任务。估计到前进粮食的更加困难，和胡敌在松潘附近已经把粮食完全收集，和番人的坚壁清野，更必须决心用大力来克服粮食困难。”同时还指出：“芦花有数万人口，粮食充足，为我松潘战役后方，因此须在该地筹借大批粮食，并争取番民群众。”
为了在筹粮中更好地掌握政策，中革军委成立了筹粮委员会，并要求团以上的作战单位都成立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和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区的青稞，总政治部作了严格的规定：只有在用其他办法得不到粮食时，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已经成熟的麦子；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于是“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除伤病员外，大家都参加割麦，除各单位自己食用外，还得供应担任勤务的部队。部队考虑到前面粮食更困难，并命令各单位储粮秣十天，所以割麦成了当时的紧急任务”。对此，参加长征的大文学家成仿吾做了如下记述：
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整队向能够收割的麦地出发，红色指战员一群一群地奔向指定地区，投入割麦的劳动。大家虽然腹内是一个半饱的状态，但都是兴致勃勃，歌声不断地响遍田野。
朱总司令也走过来同战士们一齐割麦。他素来爱好劳动，在井冈山时期，他用那条“朱德的扁担”同战士们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食。现在虽然又添了几岁，但是仍不甘示弱，他把麦子割下以后，还从一、二十里路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的模范行动对大家影响极大，有些干部只挑回四、五十斤，对比之下，都感到不好意思。当时年纪最老的徐特立同志也来帮助弄麦子。因为等着下锅，所以有时麦子挑回来之后，大家用双手把麦穗简单地搓几下，就煮着吃。青稞麦不好消化，往往吃进去是麦子，拉出来还是麦子。
周副主席是搓米的能手。还在贵州地区，他就带头用两块瓦片搓谷子，保证了部队有饭吃。他虽然工作很忙，这次他抢着弄麦子，对大家鼓舞很大。
毛泽东一边和大家收割青稞麦，一边关注敌我态势的发展和变化。与此同时，他为了两大红军的团结，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肩完成北出四川、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还要花费更大的精力静观、应付张国焘膨胀的政治野心。就在中央、军委万分焦虑如何落实、执行松潘战役，且张国焘已经起程赶来上芦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于七月十六日以个人的名义，向中革军委发来《关于统一指挥的意见致中革军委电》，公然要求“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毛泽东与周恩来审读过这则电文后的直感是：与即将召开的芦花会议有关。另外，张国焘曾向李富春直言：要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对此，中央未予理会。故陈在电文中大发牢骚：“唯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毛泽东看到此处暗自说道：
“看来，张国焘要从幕后走向前台了。”
也就是七月十六日这一天，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各一部占领毛儿盖，歼敌一个营，俘敌三百余人。但是，张国焘等人依然借口未统一指挥，拒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到这时，毛泽东认为为顾全大局计，对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必须做些让步。为此，他对张闻天说道：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一个相当的地位，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
张闻天是个原则性很强的领导，就其本意而言，他一定要批评张国焘这种非组织活动的。但是，事已至此，他也只好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很不情愿地问道：“他想要个什么职务呢？”
对此，毛泽东的心里是有数的。他当即答说：
“他想当军委主席，可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
张闻天是位典型的书生政治家，因此，在真理与权欲这二者的选择上，他更倾向于对真理的追求。相对之下，是少有权欲的。为此，他当即答说：
“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
毛泽东却是一代大政治家，他不仅懂得张国焘的政治野心的终极目的，而且还清楚如何防范他达到篡夺最高权力的措施。所以他断然地答说：
“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的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这又有什么可麻烦的呢？”
“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改变党的方针、路线。到那时，我们就失去了合理斗争的条件。”
张闻天听后恍然大悟。由此，他看到了自己在这方面与毛泽东的差距。但是，当他再一想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遂又喟叹不已地说道：
“真没想到，我们共产党人也在演出争权夺利的戏剧！”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我们这代共产党人，接受最多的不是为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思想，而是传统的文化。”
张闻天信服地点了点头，遂又问道：
“你的意见呢？”
“我看……还是先征询一下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近来身体越来越弱，他不仅咳嗽越来越厉害，而且还发起了低烧。但是，他为了党的最大的革命利益，还在极力地支撑着。当他听完毛泽东的意见之后，当即义正词严地说道：
“为了党的整体利益，我周恩来不仅愿意让出红军总政委，而且还可以交出党授予我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望着因过分激动而大咳不止的周恩来，急忙倒了一杯热水，双手捧到周恩来的面前，关切地说道：
“恩来，快喝口热水，压一压咳嗽。”
张闻天听了周恩来的表态之后，又想起了张国焘搞的一次次见不得人的勾当，大声感慨地说道：
“张国焘自应感到汗颜！”
“和党讲价钱的人，脸是从来不红的！”毛泽东说罢又补充道，“为了明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得顺利，我们还是有的放矢地研究一下有关的问题吧！”
八
七月十八日是个可纪念的日子。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为解决张国焘等人在军委的职务，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
但是，出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所料的是，会前又收到了陈昌浩《建议以张国焘为军委主席致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电》：
国焘、向前并转朱总：
第七团蔡电报称：坝尾、内容一带之敌均退走，大概是撤去克龙或集小堡寺，备与我战。已令其大部仍固现阵，一部佯攻，以制所部向右方克龙、克辰方面认真游击，河东尽力制敌。树到沙，电台时坏。四台已修好，今晚到马河坝工作。弟即在该地逗留，或可赶到德怀同志处。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坚决提高纪律、士气，肃反、反右。发出总的政治文件指示，以便干部、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全军意志。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毛泽东日前提议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一职，张闻天就是违心表示赞同的。出他所料的是，就在开会之前，张国焘又借陈昌浩之口，向中央施加压力的同时，要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因此，他阅此电报猝然变色，严辞斥责：
“岂有此理！这是党纪所不能容忍的！”
或许是毛泽东早已想到了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故读过陈昌浩的来电之后却淡然一笑。当他见张闻天动了真气时，才从旁解劝道：
“洛甫同志息怒，党纪放在今后处理。时下，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四方面军有五万多人枪。”
两河口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像在会理会议上自觉地支持毛泽东那样，二人已经十分默契地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了。因此，他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现在不是对陈昌浩行使党纪处分的时候，而是应当顾全大局，促使两大主力红军团结北上。另外，他在实践中还认识到毛泽东是极具策略性的，心中自有应付张国焘的办法，故问道：
“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主席就先说说自己的意见吧？”
毛泽东在政治上自有高明之处，那就是他能准确地洞悉对方的政治企图，并能在不同的情势下采取不同的办法遏制对方。今天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处于绝对少数的地位，在多数同志要他出任红军总政委的前提下，他再厚颜无耻，也不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且又当着德高望重的朱德总司令的面，为自己争军委主席。故说道：
“我们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所维护的是党权和军权，其他权都可以送给他。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国焘可以出任总政委，但要加上一条：在他张某人尚未熟悉前，还应由恩来同志以中常委的身份帮助之。”
对此，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接着，他又把其他人事变动的名单拿出，请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过目，大家均无反对意见。这时，毛泽东又近似玩笑地说道：
“今天的戏，主要是看洛甫同志唱了，我等只能从旁助威和敲敲边鼓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如期在芦花召开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单一，讨论“组织问题”。因此，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关于人事安排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仍由朱德同志担任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接着，他又说道：
“对此组织安排有何意见，大家尽可发表，最后形成文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发、执行。”
张闻天讲的上述意见，会前已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形成共识，故大家均无不同意见在会上发表。因此，张闻天讲完开场白之后，会场出现了一段暂时的沉默，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势：与会者似乎都在等着张国焘发言。
张国焘的本意是清楚的，那就是夺中革军委的权。换句话说，在他的观念中，军委是被老毛控制的，也就是把毛泽东指挥红军的大权夺过来，由他成为红军的最高统帅。但是，虽然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之后是实质上的军事统帅，但他并没有这样的名分，只是“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因此，张国焘是没有理由从军委常委中拿掉毛泽东的。时下，他当了红军的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他也不好非要军委主席一职。
然而，张国焘毕竟是经历了多次党内路线斗争的老手了，他知道在军委常委五人中，他和陈昌浩仍然是少数，面对毛泽东这样的对手，如果发生了分歧，毛泽东的意见仍然会以多数通过；而他这位“军委的总负责者”的一些主张照样会被否决。更何况还有这样一条：“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那他张国焘就更难独行其事了！为此，他说道：
“我基本上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组织安排，但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提拔新干部，包括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也应输入新的血液，增补新的成员。”
毛泽东当然明白张国焘的用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都在红一方面军中；而时下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中只有他张国焘一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张某人如要达到篡夺中央大权的目的，就必须改变中革军委乃至于中央委员会的比例。于是，他笑着说道：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好的，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尤其是基层更需要人。”
张国焘等于碰了一个软钉子，他欲要发言相驳，但一看毛泽东面带微笑的表情，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相继点头表示支持的态度，只好把这口闷气咽到肚里。
这时，周恩来趁机又把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前敌政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等人事安排说出，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大家一致通过。
最后，张闻天做总结，大意谓：大家意见一致，很好。现在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打好这次战役——松潘战役。同时，宣布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人事变动，要求于七月十八日当天，中革军委即将上述决定通知各军团首长，通令执行。
会议结束之后，中革军委于七月二十一日下达了《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
各军首长：（机密）
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五军团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李槐代，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第四、第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仍旧。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特电知照。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