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月中旬的川甘交界已经进入暮秋了，但是，那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高山老林，却迎来了一年中最为美丽的季节：醉红的树叶，盛开的白花，淡黄的野菊，渐入枯黄的野草，绿满枝头的松针……脱离险境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穿行在这高深莫测的林中，望着这神秘的、犹如仙境般的山林秋景，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感，每个人的脸上都绽出了胜利的笑颜。
此时，毛泽东却无暇欣赏大自然恩赐的林海秋色，似乎诗神也忘记前来叩开诗人的灵感之门，让他在诗海中泛舟，尽情地吟咏、抒怀。他骑在马上凝视着前方，似乎仍在想着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又似在想着中国未来革命的路在何方。当他想到近三个月前——六月十二日，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那欢腾场面，再看看今天——九月十日，自己费尽心思率一、三军团脱离险境的经过，真是不胜感慨啊！
这时的周恩来依然躺在担架上，可他早已忘记了病魔给他带来的痛苦，他时时都在想刚刚脱离险境的红军应该去向何方？当他想到徐向前、陈昌浩现在正做些什么，以及上万名原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就要再受草地、雪山之苦的时候，他的心真的就要碎了！为此，他利用休息的时候与毛泽东商量：
“我们可否再给前敌指挥部徐向前与陈昌浩发份电报？”
毛泽东也正在考虑：为维护党的铁的纪律，同时也是为了他日解决这场斗争留下凭据，他认为必须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出指令，要他们两人服从中央的决定，率部北上。因此，他沉吟片刻便成竹在胸地说道：
“这份电报必须发，但应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不是讲道理，而是下命令。”
对此，周恩来是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用心的，因此又请来了张闻天等人，在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之后，立即发出了《中央政治局为北上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电》。电文如下：
徐、陈：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面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中央政治局
这份电报首次公开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决定改变总前委隶属总司令部的组织关系，“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中共中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因此在“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的前提下，“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换言之，从现在开始，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必须接受中央指令：“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面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否则，就是在有意对抗中央的指令。后果，作为党员的徐向前、陈昌浩自然是知道的。
总之，这份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不仅明确了与张国焘斗争的性质，而且也向有关领导明示了与张国焘这场斗争的界线。实事求是地说，这份电报在政治上是有相当重的分量的！
周恩来以重病之躯，临危受领指挥右路军之责。他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真正能领导的也就是一、三两个军团。况且，在他的身边还有统御全局的毛泽东。因此，他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解决脱离险境的党中央的落脚之处。为此，他与毛泽东研究之后，遂于九月十日十七时以彭德怀、李富春的名义给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则电文：
林、聂：
（一）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进，中央已去电申斥（不得下达）。
（二）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拿界，明日到俄界。
（三）拿界到俄界里程情况、给养条件如何望立复，并请准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营地。
彭、李
上述电文发出后不久，天就渐渐地黑了下来，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等相继在深山密林中风餐露宿。但是，病中的周恩来依然在想着明天与红一军团会合的事情。因此，他顾不上休息和用餐，又与三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等洽商。也就是在上述电报发出三个小时之后——九月十日二十时，又以彭德怀、李富春的名义给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则电文：
林、聂：
（一）明十一日三军及军委纵队进到鹅格（俄界）宿营。
（二）第一军望于明日移进鹅格以北。
（三）你们在鹅格警戒部队及各隘路桥梁守备部队须待我军逐次接替。
彭、李
从上面这两则电文即可看出，病中的周恩来想的是何等的周到啊！这就是周恩来的作风。
虽说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全都想到了与张国焘的分裂是必然的。但是，一旦分裂成为现实，且随中央共同北上的部队仅仅剩下八千人枪的时候，中央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确立的北出甘南、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计划还能不能够实现？似乎多数党中央负责人的心里都是茫然的；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北出甘南的八千红军难以完成这一战略使命，甚至连立脚点都不知该选在何处的时候，党中央又应当及时地制定什么样的新的战略方针，才是符合革命实际，且又能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自身的发展呢？这也是当时党中央的多数负责同志认为必须解决，且又不知该如何解决的战略课题。或许张闻天这位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深深感到了这一责任重大，遂利用红军指战员休息的夜晚，他把毛泽东、博古等召到周恩来的担架旁边，希望能共同回答这一问题。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考虑的问题，似乎远不止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大计。他听了张闻天等人的担忧之后，遂又严肃地指出在解决这一战略方针大计之前，中央必须对张国焘所犯错误的性质以及他未来的发展做出正确的评估和决定，因为这关系到四方面军五万多名指战员的大事；另外，时下随中央北出甘南的红军只有八千人枪，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须立即进行整编；最后，在政治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北出甘南的红军的战略方针也必须随之改变，是坚持原来长征中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还是应当改变为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中央都必须适时地做出决定。
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提出上述的问题时，他就意识到作为大战略家的毛泽东可能已经有了结论。所以，他主动地建议：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对上述问题做出报告，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毛泽东做结论。
对此，张闻天、博古等同志完全赞成周恩来的提议。
最后，毛泽东提议：一方面为了再给张国焘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尽管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也为了进一步观察张国焘向何处去，中央应当严令张国焘贯彻中央既定方针，立刻率部北上。为此，中央于九月十一日——与红一军团会师的时刻，给张国焘发了一则电文：
国焘同志：
（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导，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亲率红三军团、军委纵队于九月十一日抵达俄界。虽说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军委纵队等兄弟部队刚刚分手没有几天，但因为经历了巴西脱险的风波，他们这次在俄界会合格外高兴，大家都有着说不完的心里话。
就在一方面军的指战员沉浸于会合的欢乐之中时，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又赶到了周恩来的住处，一致商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明日——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在讨论到红军改变编制的时候，周恩来主动提出：
“我看这次是到了泽东同志出山的时候了。”
周恩来的提议是真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自打遵义会议之后，周就力主由毛泽东出任党的领袖、红军的统帅，但是周清楚毛泽东深知革命策略的重要性，不想因为他的出山而影响党的整体利益，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为危难中的党和红军多做实事比争名分为好。因此，周恩来不仅赞成毛泽东提名由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而且还欣然接受毛泽东建议自己当新三人团“团长”。可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周这个“团长”处处支持毛泽东这位“团员”的战略构想，并尽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阻力，从思想路线到组织措施，都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对此，毛泽东、张闻天等都看得清清楚楚。
时下，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毛泽东到了出任名副其实的军事统帅的时候了。其一，在红军处于最为艰难的时期，统帅是军队的核心，是打胜仗的保证。周恩来非常清楚，自打井冈山起，红一、三军团就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毛泽东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感。时下，由毛泽东出任军事统帅，对受到严重损伤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凝聚力。其二，周恩来除去敬服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之外，他也看到了自己大病未愈，难以倾全力应付瞬息万变的军事态势。因此，他认为此次军事整编，必须由毛泽东为统帅。
对于周恩来提议的良苦用心，毛泽东是完全明白的，而且也是理解的。但是，毛泽东的革命信条是：为中国革命做事，绝不为自己谋官。事实上，他早在十一年前——也就是他刚过而立之年的时候，在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出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这时的蒋介石仅仅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尚未进入国民党的领导核心集团。若是为了当官，他可以沿此仕途走下去，凭借他的思想和才干，一定会在国民党中飞黄腾达起来的。但是，他为了真理，毅然抛弃了在别人看来一生都得不到的官位，带着一无所有的工人和农民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红军并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时期，这是何等的气魄啊！
另外，毛泽东的为人，还有着常人所不知的一面，那就是只想默默地做事，绝不想与人争抢所谓风头。早年，他在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曾借用匏瓜和牡丹剖露自己的心迹：“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薆，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蓄皇光晶，争妍斗艳——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牡丹先盛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故他的做人格言是：“吾唯匏瓜之是取也。”换成今天的话说：他绝不学争妍斗艳、先盛后衰的牡丹，而愿做苟无人理、实结累累之物，大者如瓮的匏瓜。只要读者稍许回忆一下毛泽东在长征中的贡献，就一定会赞同毛泽东的上述论及。
时下，毛泽东不仅受着自己做人信条的戒约，而且他还清楚博古等同志对自己有成见，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由周恩来出面，自己在背后多做些实事为好。所以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忙又摆了摆手，恳切地说道：
“不，还是由恩来你挂帅为好。”
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张闻天一直是钦佩的；就连博古、凯丰等同志，在历经长达九个月的战争实践，尤其是与张国焘等人近三个月的较量，也都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手段所折服。因而，当他们听到毛泽东推诿的话后，都相继表态：支持毛泽东统帅这八千余名紧紧跟着中央的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欣然应命。
事后追论：仅仅从这时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党权和军权的态度，我们不仅看清了他们与张国焘的区别，而且也看出了野心家张国焘是何等的丑恶！
由于朱德总司令跟着张国焘去了左路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四方面军没有北上之前是很难回到中央，主持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由谁暂行朱德总司令的职权呢？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致同意，由彭德怀出任。
接着，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与周恩来找彭德怀谈话，请彭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改变军队编制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甘肃省俄界召开，史称“俄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周恩来因为这些天来过分劳累，身体再度不适，没有出席俄界会议。
毛泽东首先做报告。
毛泽东报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北上与南下方针的争论。他指出北上的方针是“中央六月十八日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陈昌浩，中央已经过与他许多联系，但至今尚未达到”。在扼要地讲了张国焘在北上问题上出尔反尔的经过后，又针对徐向前、陈昌浩改变态度南下讲道：“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均、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接着，毛泽东又代表政治局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和路线做了评价：在鄂豫皖、南通巴时期，“一般是正确的”。但是，“从南通巴出来便不正确了，他退出南通巴，是在中央区红军退出中央区之后，那时他觉得南通巴孤立，决定到宁夏，又觉得宁夏有敌人骑兵（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决定到西藏。四方面军退出南通巴，是不正确的，打了胜仗为什么要退出？有什么理由？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苏区变为游击区，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由此，又讲到在根据地问题上和张国焘的分歧：“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无出路、背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少数民族逃跑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当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
由于时下红军只有八千人枪，中央在坚持北上方针的同时，必须做些适当的调整，那就是“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为此，“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总之，毛泽东对未来的局面做了最坏的估计，但又充满着信心，明确指出：实现这个北上的方针“是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的是可能的”。
在谈到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是党内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赞成马上就做组织结论，原因是“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原五军团与九军团），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就在毛泽东做报告的时候，张国焘于九月十二日十时，给中央发来一则“违抗命令、分裂红军”的电文：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杖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均须（？）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