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宁市历任市委秘书长中，人们一直认为前任秘书长袁启亮是最出色的。
可自从潘毅上任之后，日见显示出他耀眼夺目的光彩来，相形之下，袁启亮就稍稍逊色了。
人们对袁启亮的评价是为人耿直，工作严谨，协调能力极好，善于在复杂的矛盾旋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稳坐江山。
而人们对潘毅的评价就不同了，除与袁启亮相同的优点之外，就是工作上有开拓创新精神，不仅仅是能干，而且敢想，敢干。
袁启亮能不能干？也很能干，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一市之长。
但是袁启亮担心别人妒忌，做事情的时候顾忌太多，总希望能面面俱到。
潘毅就恰恰相反，他不怕别人妒忌。
该干什么，想干什么，他就会大胆地干。
他不会因为别人的妒忌而不干，不会因为高标见嫉而退缩。
当然，潘毅也是不想让人妒忌的，他会尽可能地减少别人可能对他的暗中妒忌。
所以他办什么事都显得低调而不张扬，为人处理也非常谨慎。
可是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低调而不张扬，自有人去为他张扬。
人们似乎愿意私下为他传颂美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好像天然地赋予了某种政治亮色，一旦做成了就会闪闪发光，机关里的干部们自然就会发出一片喝彩声甚至传颂着。
比如，市委和市政府门前总有那么几个老上访户，这是十年前的老问题。
他们的土地被乡镇企业征用后办了工厂，征用费只给付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欠着。
后来乡镇企业垮台了，老板跑了，企业成了一片废墟，剩余的土地征用费也没人支付了。
当时征地时，是乡政府做的工作，甚至有点强行征用的意思。
十年来，几家农户轮番上访，从乡里找到县里，从县里找到市里。
市政府信访局多次把情况转到下面，责成当地政府处理，可乡政府也因情况复杂，变化大而处理未果。
几家农户就不再找市政府了，直接找到市委。
他们在市委门前打着一块大幅标语：“还我征地费，还我土地”的字样。
以前他们也来过，在市委门前晃来晃去，总是被值勤的武警吼走。
潘毅是知青出生，喜欢设身处地地为农民着想，看到那些上访的农民，心里就难受。
潘毅是从乡镇和县里走出来的，他知道，农民有时候对政府的工作不理解甚至有意见，还有点对抗性情绪。
但是他们面对党委和政府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你不给他解决问题，他们也无可奈何，只能上访。
尽管上访无望，可他们依然不甘心，一到农闲时间就来上访一回，有的甚至趁着到市里办事的机会，也要抽空来说说闹闹。
实际上，这样的上访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了，反而涂上了闹事的色彩。
他们的行为虽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却让接待部门不厌其烦，甚为头痛。
那天，看到农民在市政府门口打上标语了，潘毅忍不住就亲自出去过问，了解了初步情况。
之后，潘毅就让人认真做了笔录，然后又向信访部门进行了查询。
由此，潘毅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问题，要解决并不困难，之所以出现当前的问题，是由于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踢皮球而导致的。
只是年长月久，问题长胡子了，成了老问题。
如果拖着不解决，虽然影响不了国计民生，却影响安定团结，伤害了农民的利益，甚至有损市委和市政府的形象。
原则上讲，解决这个问题不属于市委的事。
可是潘毅心软，想管一回闲事。
于是，他把农民上访要求讨要土地征用费的问题专门向谭书记和袁市长做了详细汇报。
那天晚上，潘毅约袁启亮来到谭斌家里，那口气简直就有点向两人兴师问罪的意思。
潘毅把具体情况汇报之后，说：“这些小问题的久拖不决，就足以说明我们市政府有时是在丧失作为一个政府的职能了，说轻点是失职，说重一点就是无能。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农民利益，谁来保护，怎么保护？这才是最具体的。”
谭斌和袁启亮听得一脸严峻，他俩心里都清楚：
潘毅之所以敢对自己大胆地说这些话，是因为和谭小红和袁珊珊曾经是知青战友的亲密关系，潘毅和谭小红是夫妻关系，是把他俩当做岳父和叔叔，同时也是鉴于潘森与他俩的关系，当然，更是出于一个市委参谋和大管家对工作的负责。
谭斌对潘毅说：“你别看我脸色，继续说。”
潘毅说：“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了。我觉得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有一种误区。
跟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基本原则，可我们的工作重点不能什么事情都要等着中央来安排。
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着中央安排了我们才去做，还要我们一级政府干什么？还要我们创新干什么？
比如，伪劣商品毒死人了，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突击抓。
房子塌了烧了，也是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检查安全工作。
有些问题属于地方性的，中央有时候并不知道，或者说这些问题在全国并不带有普遍性，难道说我们也要等中央发了文件才抓吗？
我们天天说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真正的实际问题摆在面前，可我们又没有结合实际来主动解决。”
谭斌和袁启亮闭了一下眼睛，继续听着，两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见潘毅停下来，袁启亮睁开眼睛，揉揉额头说：“你继续说，我们听着。”
潘毅接着说：“据我所了解的，以前大办乡镇企业和开发区的时候，确实有不少遗留问题。
这些问题，信访部门可以从以往的上访桉件中反映出来。
我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遗留问题处理的大行动。
用半年时间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欠农民的钱，非法占用了农民的土地，能退的退，不能退的，政府要想办法挤出资金来，给农民足额补偿。
总之，咱们不能让农民吃亏。”
三个人取得一致意见后，袁启亮立即给信访局长打了电话，让他就乡镇企业、开发区以及移民迁建工作中造成的农民上访情况，尽快拿出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然后上会研究。
在常委会上，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中央明确说，抓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全国的工作重点。目前如果抓解决遗留问题这项工作，与中央确定的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符。
再说了，这是可以既往不咎的，前任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也不是我们这届政府造成的，如果要大力解决，是否要征求前任领导的意见？是不是可以推迟搞，或者逐步解决，以免分散精力？
潘毅说：“跟前任打招呼的工作我来做，大家不要有顾虑，我相信前任的领导会支持我们的。”
谭斌接着说：“我们是地方政府，不能长期等中央给我们分配工作。中央有指示的，我们坚决执行，而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没有指示的，关系到群众利益的，我们要主动去办。
袁启亮接着说道：“话说回来，对于经济开发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视而不见，虽然不会丢乌纱帽的；我们解决了，也许不会长乌纱帽。可是，这是真正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事。
我们现在办这件事情，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没有矛盾冲突。”
当天，潘毅马上回了宁洲一趟，代表怀宁市委和市政府，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与刘长远和潘森做了沟通，取得了两位前任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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