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的华夏大地上，每一位77级学生，似乎都有一种“知识饥渴症”，都有一种普遍的心理，那就是一定要把十年中失去的时间和知识全都夺回来。
“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
成为这个时候燕大校园中最流行的一个标语。
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每一个人都在争分夺秒，都在跟时间赛跑，拼命弥补着多年来缺失的养分，努力吸取着新时代的每一滴甘露。
无论是在燕京大学、秦华大学，还是在燕京师范大学、华夏农业大学，以及华夏各地的每一所大学。
无论是走在路上、在食堂排队买饭、坐公共汽车，还是在广场上、在树林里、在湖边、在山坡上、在草地上，都可以看到一个个拿着单词本默默背诵的学生。
宿舍里有的学生，大半夜还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着外语单词。
有不少学生，连续三个寒暑假都不回家，留在学校刻苦学习。
这种学习氛围，逼得每一位学生不得不给自己压力，不得不认真努力。
在每一次大教室上课或者听学术报告和讲座的时候，学生们都争先恐后的抢座位，而且越前排的位置约好。如果迟了一步没有座位，只能站在教室边上或挤在门口，或在教室外的扩音器下听讲。
每一天吃完晚饭都得提前抢占自习教室的座位，否则在晚自习时间开始的时候，自习教室里就已经座无空席了。
有时候恨不得把时间掰成两半，恨不得把一个人掰成两半。
在这种情况下，梁海涛和刘娜两人，只要谁有时间，谁就先占座位，或者两人分别听不同的讲座和报告，为另一个人记录笔记。
一个人去买晚餐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先去抢占自习教室的座位。
在学校里，对于不认真学习，上课迟到、早退、旷课，考试不及格的现象，简直就是一种人生的奇耻大辱，不仅会受到全体师生鄙视，更会让自己无地自容。
而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受到同学们的倾佩，甚至能得到众多异性的爱慕和追求。
刻苦学习成为了每一位学生自觉自律的常态行为，成为了自强自立的自我驱动力。
77级的大学生，包括半年后入学的78级大学生，成为了华夏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群体、一个特殊时代的大学生群体，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群体。
这个群体在华夏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印迹，其中有许多教育学问题，成为了日后教育研究的课题。
这样的场景，无数次让梁海涛感慨、震惊和对前世的自愧不如！
这在前世的华夏高校中是难以见到的，对于前世那个时代安逸、悠闲、散漫的大学生来说，也是无法想象的。
梁海涛、刘娜、潘毅、袁姗姗、张岩、谭小红六人，1978、1979年春节和暑假，连续三个假期都没回家。
离开坪乡知青农场前，大家约定好1979年暑假返回坪乡的计划，因为范丽没有回宁洲，坪乡知青聚会不得不临时取消。
在放假的所有时间里，六个人都在学校和燕京图书馆里啃着燕京义利面包、就着北冰洋汽水度过。
这样的日子，对于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偶尔大家到燕京的长城、故宫、天坛、北海放松一天，也是为了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相互启发和沟通。
同时，在这段时间里，梁海涛和刘娜也在苦苦期待着唐刚寻找梁伯阳和方淑敏的消息。
……
从1970年开始，直到1976年，当时的大学生中有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就是工农兵学员。这是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现象。
1970年开始，华夏大学招生的方式主要是以群众推荐、政治审查、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这些学员学制三年，毕业后属于大专学历。
那年，燕京大学和秦华大学首先作为试点，共招收了4000名工农兵大学生。
在这七年期间，华夏各大高校以同样的方式，一共招收了九十四万工农兵大学生。
77级大学生入学的时候，75、76级的工农兵大学生还在学校。
此时，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似乎形成了不同思想和观点的两种势力。
一边是在十年中以政审为标准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
而另一边则是华夏恢复高考制度后，完全凭自己学习成绩考入的新生力量。
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虽然进入了1978年，但十年的余烈之气仍在75、76级的工农兵学员中以大字报、批判会的形式一息尚存，并时而爆出激烈的火花。
而另一方面，十年时期曾遭封禁的小说、戏剧等文学艺术作品，却在77级的学生中如惊蛰般复苏。
之前无缘银幕的电影作品在校园内的大饭厅重新上映，而且场场爆满，美术功底好的学生甚至临摹假票入场观影。
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佼佼者，时常在燕大校园中狭路相逢，未名湖的上空暴风激荡，东岸的博雅塔惊雷频响。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8月，《文汇报》上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
这部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华夏文坛。
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并由此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十年的先声。
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他们曾经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灾难。
于是，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满便立时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满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即伤痕文学思潮。
随之而来类似的文学作品一篇接着一篇。
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的久违了的悲剧精神，可以说是华夏当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悲剧高潮。
”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
”我赞同你的观点，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由此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表现灾难和在灾难中展现崇高。
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
”主人公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
……
对伤痕文学不同的观点，时常会在梁海涛、刘娜和几位知青战友之间引起争论。
虽然他们之间有的人是那十年的受害者，但依然坚定的认为，对于经历了过去十年的一代年轻人，更应该用一种成熟的心态去看待十年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梁海涛时常会想起前世中很多暴露文学作品。
作者为了迎合和满足某些受众群体的心理需求，喜欢一味渲染、暴露、夸大社会的阴暗面、扭曲事实，而不是从正面积极引导人们去思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来自多方面的。
在歪曲社会主流和正能量的同时，也掩盖了社会中负能量和扭曲心态存在的主要因素。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梁海涛曾经所在的前世，对其评说和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着名的文艺争论。
77级大学生入学的第一天起，社会上思想解放的浪潮就一波连着一波，校园里也不断掀起一场又一场的争论。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燕园以南十公里的京西宾馆胜利召开。
中心议题是“根据新一代伟人的指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77级和刚入学几个月的78级的大学生，再一次为历史作了证见，华夏的改革开放，终于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1979年除夕，华夏电视台“1979年迎新春文艺晚会”开始播出，这次晚会首次采用了茶座和交谊舞形式。
1955年曾经因歌剧《茶花女》一剧走红的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一曲《祝酒歌》，把这届春晚唱响了。
这首歌不仅唤醒了华夏大地所有人对往事的回忆，同时也再次唤起了刘娜、潘毅、张岩、袁姗姗、谭小红以及曾经在坪乡知青农场那场盛大庆祝会上的所有坪乡知青的美好记忆……
1979年初，梁海涛和几个同学商量着创办了一份后来轰动燕大校园的经济学刊物，叫《学友经济》。
学友经济社团成立的主要宗旨就是为华夏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未来的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尽一个经济学人之力。
刊物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当年全年级就有六十多人次在《学友经济》上发表文章，大有伟人曾经在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学友》社还向华夏大学、复元大学、宁洲大学等华夏七大经济系和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学术团体倡议，准备成立“华夏大学生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和《华夏大学生经济学报》。
在这份刊物上，77、78级学生经常因为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与75、76级工农兵学员争执不休。
每当“战端”一开，燕大三角地的宣传栏就俨然成为了硝烟弥漫的主战场。
这样的争端一直延续到1980年春节之后。75、76级学生尽数毕业，工农兵学员逐渐离开了大学校园而去，成为了曾经那个年代的一段回忆和往事。
在梁海涛前世的记忆中，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曾经在华夏大学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代大学生。
从那以后，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校园，终于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思想。
……
在燕京大学的日子里，吸取和补充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机会的把握和理念的树立。
77年高考刚刚恢复时，人们的脑子里还有很多十年来灌输的东西，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洗涤，而燕大，就是清洗过程的开始。
说实话，很多燕大经济系的同学入学一周了，仍心怀重重困惑与不解：什么是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包括梁海涛和刘娜。
当时很多学科没有正式的课本，只是油印的讲义，或与75、76级工农兵学员相同的课本。
上大学前，每一个人心里都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
后来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我们国家和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非常大。
老师们把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常常端着茶缸去学生宿舍讨论各种问题，而且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经常为了一个问题、一个观点争的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比如，在改革中农村是否可以包产到户？能否办私人企业？私企可否雇工？雇工算不算剥削？雇用多少人算剥削？怎么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怎么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
并由此分化出更多的问题：企业怎么决定生产，应不应该有利润，农村包产到户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能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等等。
在每一晚熄灯后的长夜里，同学们躺在床上，依然为这些问题会在宿舍里争论不休。
六个知青战友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聚会一次，每个人也会为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吵得天翻地覆。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怎么能允许私有制企业？”
“农村包产到户，岂不是走回头路吗？向刘大爷那样的贫下中农怎么办？”
“私有制企业的老板不就是资本家吗？工人不是又要受到剥削吗？”
“坪乡竹器厂算是什么性质的企业？
……
甚至在梁海涛和刘娜之间，也时常会因为不同的看法闹得两个人三天相互不说一句话。
关于农村包产到户的话题，在77级整个上学期间都在艰难地前行着，直到1982年初毕业时，人民公社制度也还没有宣布解体。
从1978年入校一直到1982年毕业，77级的大学生和整个社会一起，不停地感受着思想解放、体制改革、理想重建的新旧观念冲击。
……
燕大的游行之风盛行，似乎是自1978年起至八十年代末燕大学生的共同记忆。
尤其是1981年3月20日晚，是77级校园时光中最难忘的一夜。
早在当天下午，燕京大学各栋宿舍楼的电视室里，激动的同学们就已经用小方凳占好位子，等待观看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直播。
当晚，华夏男排在落后两局情况下，奋起直追，连扳3局，以3比2战胜南朝鲜队，获得了世界杯男排亚洲预选赛的胜利，也赢得了代表亚洲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
这场反败为胜的传奇比赛让围坐在收音机、电视机旁的燕大学子们忍不住振臂高呼，兴奋地涌出宿舍，一夕之间，燕大校园里一片沸腾，学生们举着点燃的扫帚当火把，游行、喊口号。
燕园门口的马路熙来攘往、人声鼎沸。
一开始大家喊的口号是“华夏队万岁！”，之后变成“华夏万岁！”，后来，有人起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
就在这片人群之中，一个燕大中文系的同学大声呼喊道：同学们，咱们换个口号，喊“团结起来，振兴华夏！“，大家一齐喊“团结起来，振兴华夏！”
这短短八个字，是华夏男排一次逆转获胜激起的热血，是二十世纪世纪八十年代由燕大学子振臂喊出的时代强音，也是燕京大学作为思想阵地又一次历史性表达出的民族精神。
一人呼而万人应，响彻华夏大地。
那时候的华夏，正处于百废待兴时期，人心比较散，但这个口号立刻把所有人都凝聚起来了。
而77级这一代正处在华夏民族崛起的关键历史阶段，每一个人心中一直都觉得，团结起来，振兴华夏，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而对于更多青年人来说，“团结起来，振兴华夏”，不仅仅是振奋人心的口号，更是指引未来人生道路的灯塔。
在八十年代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中，使得越来越多地青年学生认识到，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
……
77级是历经磨难的一代。
少年时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在青春的大好年华时期中断学业、经历了上山下乡和十年蹉跎岁月。
77级处于一个最坏的时代，他们是2000万被耽误的年轻人中的一部分；
但那又是最好的一个年代，他们能从2000万年轻人中脱颖而出，赶上了绝好的历史发展机遇。
77级不单纯是一届大学生的专属称呼，不仅是华夏拨乱反正，向知识、文明的回归；而是重要的历史符号，是一个国家复兴的拐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77级大学生的命运颇具传奇色彩，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他们的经历虽然不可复制，但是其精神却值得学习和传承。
大家给我投票吧，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