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初，民变的火苗越烧越旺，陕西巡抚胡廷宴和延绥巡抚岳和声看到纸包不住火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进行调查，胡廷宴和岳和声互相推诿，打起了太极。胡廷宴抱怨岳和声管辖下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管辖下的内地饥民造反。
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他向朝廷报告时说，盗贼初起时边贼少土贼多，现在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
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倒是没有推诿，因为他用不着推诿了，这年二月，这位大儒兼妇科专家病死了，他死得很是时候，如果再晚死几天，难逃身败名裂的下场。
不久，岳和声也步武之望后尘见了阎王，只剩下胡廷宴孤零零一个人去背黑锅，朝廷将其革职为民。
或许胡廷宴觉得自己很冤，但是这个结局己经是很不错的了，此时崇祯正忙着处理“阉党”，对陕西民变的危害认识不足，否则以崇祯的执政风格，他很可能会脑袋搬家。
拉屎的人死的死，走的走，但是屁股不能不擦。为了应付危局，朝廷进行了人事调整，以张梦鲸代替岳和声巡抚延绥，以刘广生代替胡廷宴巡抚陕西，但是三边总督这个位置，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有资格出任三边总督的人，基本上己经是高官厚禄了，没有必要再去冒险，如果冒险成功，没有多少升级的空间，一旦失败，家破人亡在所难免。经过风险评估，没人愿意往这个火坑里跳，因此三边总督这个高位一拖就是几个月。
吏部无奈之下进行会推，新任右检都御史杨鹤不幸胜出。
杨鹤进士出身，早年在陕西当过知县，万历四十年擢为御史，御史的工作就是找别人毛病，属于光说不练型的，杨鹤为官清廉，非常自律，由于自己屁股擦得很干净，所以咬起别人来也底气十足，从不嘴软，也不怕得罪人。
对于杨镐来讲，杨鹤这只鹤可不是什么好鸟，当年萨尔浒战败后，杨鹤紧叨着杨镐不松嘴，一直把他啄进了监狱。
由于性格耿直，杨鹤也栽了不少跟头，在仕途上在三起三落。万历年间他被人挤兑，一气之下称病辞职。天启初年复出为右检都御史，但是在党争的大潮中，他也不得不随波起伏，由于庇护熊廷弼，他被阉党除名。崇祯元年九月，杨鹤再次崛起，被起用为右检都御史，不过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再次拥抱大地，而且这一次，他再也爬不起来了。
为报答崇祯将他起于田亩之间的知遇之恩，杨鹤刚上班就向皇帝呈上一个关于培养元气的奏疏，这并不是要教皇帝练气功，而是建议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杨鹤认为，辽东战争和朝廷的党争己使明朝元气大伤，此时的明朝就像一个病重的人，需要培养元气。
这个看法很有道理，明朝此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辽东战争的拖累以及朝廷大臣长期党争厮杀造成的创伤，国家己经陷入危机之中，急需休养生息。
应该干什么和需要干什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病的人不见得能够休息，为了生计，有时病人也要进行劳作。
明朝己经错过了休养生息的时机，过度的内耗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陕西民变如火如荼，必须大动干戈，为此需要广泛动员，使出吃奶的力气加以压制。因此，杨鹤的理论虽然好，但是解决不了现实中的问题。
杨鹤的理论根本派不上用场，朝廷却要他去做和他的理论背道而驰的事情——去陕西镇压民变。
光说不练的杨鹤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对于这项任命惶恐不安，皇上召见时，他向皇上说明自己没有在边疆的阅历，不懂军事，没有勘定祸乱之才，难以胜任此项工作。
然而官场上的事情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崇祯坚持认为杨鹤行，他批准了吏部的任命，杨鹤只好无奈地上任去了。
杨鹤到了陕西时，陕西的民变己有相当的规模，而且处于上升态势，好在陕西是兵库，附近有好几个军镇，贼虽然多，但是兵也不少，因此局势还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崇祯二年，杨鹤上任前后，官军对民军的打击力度加大，民变首领王二、王大梁被刘应遇击斩，王左挂被参议洪承畴击败，陕西民变受到了遏制。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打断了镇压民变的进程，使形势急转直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己巳事变。
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勾结蒙古大举入寇，连陷京东重镇，兵逼北京。在火烧眉毛的情况下，朝廷召令天下急速勤王。
西北边区各位督抚动作十分迅速。山西巡抚耿如杞、山西总兵张鸿功一马当先，带领八千人马开往北京。
陕西也不甘落后，三边总督杨鹤、陕西巡抚刘广生、甘肃巡抚梅之焕、延绥巡抚张梦鲸也都应诏抽调各镇精兵一万七千多人，由沿边五大军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麟、王承恩、杨嘉谟率领，赴京勤王。
然而这些部队没有帮上什么忙，倒是没少添乱。
由于事发仓促，各支勤王部队都没有准备好后勤保障，加上局势混乱，无人过问士兵的吃饭问题，朝廷在短期内也难以筹措到大量粮食，只好想办法不让士兵吃饭。
按照规定，士兵到达驻地当天不准开饭，第二天才能开饭。为了不让士兵们吃饭，指挥部门频繁对部队进行调动。
如山西总兵张鸿功，他率领的军队到达畿辅地区后，兵部传令驻守通州，第二天又调往昌平，第三天又调往良乡，士兵们三天跑了三个地方，围绕北京转了一圈，一顿饭也没吃上，肠子都饿细了。
士兵们冒死前来救驾，却被饿了个半死，心中极其愤慨，于是他们开始在驻地附近抢掠粮食，祸害当地老百姓。朝廷认为耿如杞、张鸿功未能约束部队，下令将二人逮捕下狱，八千士卒看到主帅被逮，就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后来朝廷将耿如杞、张鸿功二人处死，这二个急于救驾，没想到却死在“驾”的手里。
陕西三边的军队在勤王途中也一再发生哗变。
延绥镇士兵胆小怯战，不愿意去送死，许多人不辞而别，开了小差，刚刚接替岳和声的巡抚张梦鲸因此忧愤而死。
甘肃巡抚梅之焕和甘镇总兵杨嘉谟统领的士兵入卫行程遥远，士兵们在长官的驱使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大家都不愿意长途跋涉去送死，于是在半路上发生哗变，他们杀死将官，抢夺了饷银，自行返回驻地。
这些逃亡和哗变的士兵有不少人加入到造反的行列，壮大了民军的力量，增加了解决民变问题的难度。
另一方面，陕西军队奉命入京勤王，造成了兵力空虚，镇压民变的力量大大削弱，民变乘机活跃起来。
己巳事变对后方造成的恶劣影响，要远远大于对辽东前线的影响，杨鹤是己巳事变真正的受害者，事变从两个方面恶化了陕西的形势：一是釜底抽薪；二是火上浇油。
由于这两个作用，陕西的形势急剧恶化，民变又炙热起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明朝从此走上了灭亡的道路，这是袁崇焕等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果。
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陕西这个“漏屋”、“破船”又遇上了己巳事变这个“连阴雨”、“顶头风”，杨鹤这个泥瓦匠和船夫，应该如何面对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