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鹤到陕西以后,虽然干的是“大有为”的活,但是“养元气”的理念始终在影响着他。“大有为”主剿,“养元气”主抚,在他的内心深处,主剿和主抚两个观点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很快,他思想的天平就倒向了主抚,因为他有一颗仁慈的心。

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如果花在剿杀上,金钱一去不返,没有什么收益,而且杀人太多,上干和气。如果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可以少杀人,可以帮助农民复业,农民安置好了以后变乱自然就会停息,政府还可以征收赋税,一举多得。

杨鹤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

敢战方能言和,打服了才能言抚。没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所谓“和平”、“招抚”都是不牢靠的。

在民军没有被打服打怕的情况下,招抚往往会沦为民军敲诈勒索的工具和逃避打击的权宜之计,招抚的费用也会变成一个无底洞。

因此,剿和抚的关系不能是并驾齐驱的,必须是先剿后抚。

像杨鹤这样只会纸上谈兵的腐儒往往离真理只有一步之遥。失之毫厘,缪以千里,这一步的距离,足以让杨鹤跌入缪误的深渊。

早在崇祯三年,杨鹤就己经高举招抚的大旗,开始招降纳叛,他和陕西巡抚刘广生一起派出官员,拿着招安票牌,四出招降,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

招降活动最初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王左挂、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等一批民变首领前来投降。杨鹤、刘广生发给他们免死票,安插到“延绥之河西”。

然而由于安置工作不到位,民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旋抚旋叛的问题,这些拿着免死牌的变民造起反来更加有恃无恐,遣散于乡村的降丁“淫掠如故”,到处骚扰祸害老百姓,被称为官贼。

于是一些官员纷纷指责杨鹤主抚不主剿,使局面难以收拾,但是崇祯皇帝对于招抚工作表示认可,多次指示要“相机剿抚”,崇祯四年初,崇祯皇帝派出御史吴牲带着十万内帑前往陕西赈灾,并下了一道招抚赈灾的诏书: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此!今特发银十万两,命御史前去,酌受灾处次第赈给。晓谕愚民,胁从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衈。”

受到皇帝诏书的鼓舞,也为了堵住悠悠之口,杨鹤加大了招抚力度,崇祯四年初,他策划招抚了陕西境内势力最大的民军神一魁部,并掀起了一次招安*。

崇祯三年十月,在官军的打压下,陕西民军向东转移,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马守应、李自成、蝎子块等民军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此后不久,延绥逃兵神一元纠集部众造反,攻破新安、宁塞、柳树涧堡等地,很快发展成为陕西势力最大的一支民军。

崇祯四年初,神一元被定边副将张应昌击毙,其弟神一魁继为首领,队伍继续发展,二月,神一魁统众六、七万人包围庆阳府城,并且分遣部队攻克合水县城,活捉知县蒋应昌,一时声威大振。

就在这时,杨鹤派出宁州知州周日强前往招安。也许是皇帝召书的威力和内帑的魅力起了作用,实力强大的神一魁竟然很爽快地接受招安,率领大小头目六十余人向杨鹤投降。经过一番隆重的仪式,最终神一魁等人在关帝庙宣誓改邪归正,然后杨鹤宣布赦免其罪,并授予其守备之职。

与此同时,御史吴牲带着皇上的内帑来到陕西,同各地方政府一起招抚放赈。很快,流浪在外的饥民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不少民军首领也率部受抚。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田近庵、刘六、独头虎、金翅鹏、过天星、金龙、强虎、钻天鹞、云交月等一大批贼首接受招安,除了进入山西的民军以外,留在陕西的各支民军几乎都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可见,皇帝诏书和内帑的力量,还是十分强大的。

然而,由于军事压力不够大,招抚安置工作跟不上,灾情依然严重等因素,招安并不能持久,很快,被招安的农民军又重新造反。崇祯四年七月,独行狼、李老砦攻克中部县,先前己安抚的田近庵、恶虎、翻山虎、韩致山复叛响应。九月十八日,实力强大的神一魁部复叛,攻占军事重镇宁塞,杨鹤抚局彻底破产。

九月二十三日,明廷下令将杨鹤逮捕问罪,同时任命洪承畴为三边总督,全力围剿民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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