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两路分兵北上的主张，是违背集中兵力的战术原则的。但是，由于进军路线是纵穿千里无人烟的草地，且此招又出敌不意，故毛泽东等与会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另外，对于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大军北上，毛泽东是深谙其用心的，但他坚信红军是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跟着他张国焘反对中央，故也没有提出异议。当时，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只有一个想法：只要张国焘赞成率部北上，一切分歧都留在以后解决。就这样，军委“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洼，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敌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皮，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彭德怀率三军全部及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与此同时，张国焘为了改变他在中央占绝对少数的格局，他到了毛儿盖以后，遂按照他的计划开始了反对中央、破坏团结的活动。首先，“他举行了一个紧急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他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收兵”。接着，他有意“在中央的附近，做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做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于一方面军的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中央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结果，诚如徐向前事后所说的那样：“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对此，聂荣臻做了如下记述：
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天还没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已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
也就是在这前后，李维汉离开杂谷脑，历经千险万难，来到毛儿盖，向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等的反党活动。
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感到事态严重，一致认为如不坚决抵制张国焘阴谋南下的错误方针，有力地制止其继续破坏团结、反对中央的行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们经过多次磋商，为了贯彻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在松潘县毛儿盖南面的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于八月三日二十一时致电张国焘：“请准于明日四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开会。”会议议程有两项：（一）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
毛泽东认为张国焘反党核心是党与军队的关系。换言之，张国焘试图通过改变党指挥军队的原则，把军队凌驾于党之上，进而达到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目的。其次，张国焘凭借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军队并以此为后盾，强迫中央承认“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进而达到改组中央的目的。因此，毛泽东经与周恩来、张闻天反复磋商，要张闻天预先起草一个《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遵义会议决议，论述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从全局和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求得共同北上，并再一次地力促张国焘转变与争取广大的四方面军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反党言行给予不点名批评。
张闻天是党内的理论家，他针对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个多月来出现的主要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历史教训，分析了目前的现实情况，有力地而又是策略地抵制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因此，《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现摘录有关党的核心地位、路线等章节如下：
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重新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上述决议的基本精神无疑是正确的，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建党、建军思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的局限。毛泽东为了不过分刺激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未就原则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意见，仅就形势和任务发表了如下三点意见：
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弱了。
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的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适用。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三点意见，周恩来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党和红军的出路和任务是北出四川，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周恩来又做了如下的补充：“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
朱德认为张国焘力主南下的目的，“就是想争官做”。并认为张国焘“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朱德为了说服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发言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的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对于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造的。”
沙窝会议，张国焘依然是在唱独角戏。这点，他在会前就完全估计到了。因此，他越发地感到如要改变中央北上的路线，或说夺得中央的大权，必须改变他在中央政治局中的少数——六比一的地位。为此，他擅自向中央提出要九位四方面军的同志进中央政治局的提案，并要求在沙窝会议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予以确认。但是，他又担心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据理反对。所以他一直在暗自发问：
“我如何在解决组织问题的时候，迫使中央接受我的提案呢？”
十
随着张国焘反党活动的加剧，中央感到严重的是，他在四方面军大搞一言堂，封锁中央的消息，使广大指战员蒙在鼓里。对此，朱总司令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张国焘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
鉴于张国焘篡党阴谋日渐暴露，毛泽东不得不再考虑他建议把两大主力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的用心。为此，他赶到生病的周恩来的住处，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后又说道：
“国焘时下的做法有点像曹阿瞒，想凭借手中的实力，在中国共产党内大搞挟天子以令诸侯。”
对此，周恩来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想了许久，在即将召开的沙窝会议上，正式提出恢复红一方面军的建制。”
“我同意。鉴于朱老总随国焘主持总司令部的工作，恢复建制的红一方面军应由主席统率。”
“不！时下，我的名分越少越好。到会议上，我提名由你兼任红一方面军的司令与政委。”
恰在这时，陈赓因收到周恩来派人送给他的“暗示存在危险，叫他赶快去毛儿盖”的信，已星夜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毛儿盖的驻地。他详细地汇报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搞的反党活动。对此，周恩来叹了口气，说道：
“看来，国焘不搞垮中央是绝不罢手的。”
“准确地说，他一天坐不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交椅，他就要利用手中的军队搞鬼。”毛泽东说罢不无轻蔑地摇了摇头，“恩来，看来陈赓是不能再回干部团了吧？”
由于干部团是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学校组成的，因此，中革军委决定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编成立红军学校。校长是倪志亮，政委是何畏，教育长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毛泽东考虑到张国焘决计要整陈赓，认为陈赓的工作似应重新安排。对此，周恩来是赞同的。他想了想说道：
“那就暂且在恢复后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中工作吧！”
陈赓离去不久，张闻天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抖着手中的一张纸，愤然地说道：
“真是得寸进尺啊！……”
“洛甫同志，又发生了什么情况？”毛泽东平静地问道。
“请看吧！”张闻天边说边把手中的纸递给毛泽东，“这是张国焘派人送来的要求增补四方面军的同志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毛泽东看罢漠然一笑，又递给了周恩来：
“你看后我们再议。”
周恩来很快看完这张名单，气得大咳了一阵，接着说道：
“国焘的目的是清楚的：想通过增加九名政治局委员的手段，使他们在政治局中变为多数。这样一来，他就真的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阿瞒了。”
“因此，政治局必须否决他这一提案！”张闻天果决地说。
“否决是容易的。”毛泽东说罢又似自问地说道，“但是，如何才能让他下令四方面军的同志北上呢？”
“那主席的意见呢？”周恩来问道。
“我看时下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做些让步为好。”
“老毛，你……”
毛泽东冲着愕然的张闻天摆了摆手，说道：
“我所说的让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以不动摇中央政治局的核心为前提。”
“那主席的意思，是同意增加一些名额的？”周恩来说道。
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
“张国焘会同意吗？”张闻天问道。
“他当然不会同意。但是，我们每人不是也有一张嘴巴嘛，在会上可以说我们的理由嘛。”
在沙窝会议进行第二项议题——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张闻天手持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磋商后的名单，严肃地说道：
“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提升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三人为中央委员；何畏、***、傅钟三人为候补中央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正式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同志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与会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张国焘、凯丰、刘伯承、叶剑英、陈昌浩、傅钟等因地位、心理诸因素不同，每个人的表情也不尽一样。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完名单之后，室内冷场许久，无一人发言，从而使得会议的气氛紧张了许多。张国焘听后满脸的不高兴，因为他清楚增加这样几个人进中央委员会，是达不到他本来的目的的。他于沉寂中想了许多，最后决定亲自出马，向中央政治局挑战。他在大讲了一番提拔工农干部进中央委员会的必要性之后，又以权威者的口气，傲慢不逊地说道：
“就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在坚持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
张国焘的发言内容，完全在毛泽东的所料之中。所以，一俟张国焘发言结束，他就微笑着说道：
“国焘同志所说的是有道理的，而且四方面军中的确有很多好干部。我想说明的是，我们现在提出这六位同志进中央工作，是很慎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按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是不能吸收或增加中委的，现在是特殊情况，也考虑到了具体工作的需要，才这样做的。”
毛泽东的答辩是尽情尽理的，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同意的。但是，张国焘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借着毛泽东说的“现在是特殊情况”为由，又大加引申、发挥了一通。最后，他几乎是操着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道：
“正因如此，我本来的意见，是要多提一些同志进政治局的。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可以为政治局输送新的血液，而且还可以提拔有实际经验的工农干部，在中央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听后依然采取以柔克刚的策略，笑着答说：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不过现在是打仗，中央无需这样多的人，将来可以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张国焘也是有所准备的，因为他视毛泽东为最主要的对手。所以，他就在会上撕破脸和毛泽东进行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有二：一是他前边所讲的理由，“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其二是“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疑阻塞了团结之路。”
对于毛泽东在沙窝会议上，如何阻止张国焘借改变中央达到篡权的目的，与会者多是泛泛谈到毛泽东坚持原则的态度，唯有张国焘别有用心地写下了这段话：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建议。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他反对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
毛泽东从未“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他只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借改变中央达到篡权的阴谋。两人辩论的结果，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他说了这样一句史有所记的话：
“我提醒国焘同志：我们开的是政治局会议，而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
接着，多数与会者发表了赞成毛泽东、反对张国焘的意见。最后，“会议拒绝了张国焘的这种无理要求，指出：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委员会产生的，政治局会议无权这样做，有些干部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接下来，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张闻天代表政治局提的名单，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由陈昌浩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最后，张闻天说道：
“下边，请恩来同志代表中革军委宣布新的红军编制。”
周恩来应声站起，蓦地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险些当场栽倒。他急忙双手扶住桌子，微微地合上双眼，极力控制着自己。当他再睁开双眼，一看与会者都惊愕地望着他，他笑着说了声“没关系”，遂又照着事前拟好的文件宣布道：
“为了适应北上过千里草地的需要，决定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在周恩来讲话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提心吊胆地看着周恩来那虚弱的神情，当他看到周恩来讲完又匆忙双手扶桌的时候，他下意识地伸出右手，挽住周恩来的臂膀，伏在耳边，小声地说道：
“恩来！你可不能病倒啊！……”
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这句话的分量，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在张国焘看来，沙窝会议是以他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他想改变中央的目的没有实现，且又被迫同意北上的方针。自然，他由史家所称的《沙窝决议》的内容中，感到了北上方针一旦被证实是正确的以后，自己未来的下场。因此，他的情绪是极端低沉的。对此，徐向前做了如下记述：
沙窝会议之后，张国焘满肚子不高兴，脸色阴沉，不愿说话。陈昌浩向我发牢骚，说中央听不进国焘的意见，会上吵得很凶。我对张国焘、陈昌浩说：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块有粮食吃的地方，你们再吵好不好呀！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供应中央领导机关的粮食，眼看快要吃完。郑义斋、吴先恩他们是“老后勤”，愁得不行，向我反映，我也没办法……我想，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
这时，毛泽东的心情也是极不好的。事后，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长征路上同张国焘的斗争，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程。”说到原因时，他还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沙窝会议结束之后，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像往日那样，又拿起那本有关藏传佛教的书认真地读了起来。
自红军进入藏族地区之后，毛泽东等中央、军委的领导多住在喇嘛庙中。由于毛泽东对于藏传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之不少上层的喇嘛都到成都念过书，且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使他交了几位颇有修养的年长的活佛，在空余的时间里，经常在一起探究佛规、佛理，并从中感悟出一些为人的真谛。毛泽东进入毛儿盖之后，听说此地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绝不相信共产党信仰自由的政策。为此，毛泽东请政治部的有关同志邀请这位活佛前来面谈事后，他又听说这位活佛架子很大，不愿“移尊就教”。毛泽东就说道：“等开完会后，我一定亲自到他的下榻处，向这位活佛求教。”也或许是为了拜访这位活佛吧，今天晚上，毛泽东双手捧着这本藏传佛教的书，读得甭提有多么用心了！正当他对**、班禅的历史发生兴趣的时候，警卫员小陈走进来，有些神秘地报告：
“主席，有一位自称是什么活佛的喇嘛，要求今晚和您讲经、盘道。”
这些天来，毛泽东抑或是不顺心的事实在是太多的缘故，他一听活佛要找他讲经、盘道，就下意识地自语道：“难道活佛也和我毛泽东过不去？……”转念一想，忙又放下手中的佛书，边起身向门口走去边说：
“有请！有请！……”
前来造访的活佛已年近七十，鹤发童颜，一身的所谓仙气，他冲着迎候在门口的毛泽东，双手合十，没有念“阿弥陀佛”，只是说了一句“善哉！”等随毛泽东走进室内落座之后，就主动出击地问道：
“毛先生，你一生信仰什么宗教啊？”
毛泽东望着这位表情肃然的活佛，为了把气氛搞得轻松一些，很是认真地说道：
“这叫我怎么说才好呢？早年在家随母烧香拜佛，自应算是佛教了。”
“你信的是哪一家的佛教？”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以合乎理智的教说，开导人类转迷开悟，其目的在于实现净化社会的理想，以超越阶级、种族为特色。就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就一家。但是，随着佛教的发展，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又形成了不同的部族佛教。仅藏传佛教就有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十多个派别。就说**、班禅所尊奉的格鲁派吧，也是由俗称黄教的噶当派发展而来。这就是活佛问毛泽东信的是哪一家的佛教的缘由。毛泽东不想与这位活佛理论佛教的源流脉承，只是简单地答说：
“就是从印度传来的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啊！”
这位活佛一听，毛泽东竟然知道佛祖释迦牟尼的名字，遂微微点头称是。
“佛家是很讲一个缘字的，既讲缘起，也承认缘灭，仅缘起就有十二支之多。我说得对吧？”
活佛愕然地看着毛泽东那坦然的表情，又微微点头称是。
“单讲一个缘字，说明佛家是讲缘分二字的。追踪溯源，我与活佛还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呢！”
活佛越听越感到惊奇，毛泽东不仅不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凶神恶煞，而且是一位博才多识且善于教化的领袖。他沉吟片时，又问道：
“后来，毛先生又改信什么教了？”
“孔圣人创立的儒教。”
“现在呢？”
“现在嘛……信马克思主义。”
“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毛泽东望着惊诧不已的活佛，忙又解释说：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人叫马克思。”
“马克思姓马，一定是中国的汉人吧？”
“不，是德国人。”
“毛泽东先生为什么改信德国人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呢？”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问题。”
“你认为是佛教好呢，还是马克思主义好？”
“活佛是藏传佛教的宗师，一定懂得这样的道理：宗教对信仰者而言，是不能用好与不好区分的。举例说，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源于印度，昌于华夏，扬于四海。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佛教于十三世纪在印度消亡，就进而指责印度人民放弃了好的信仰，而改信不好的信仰。”
毛泽东的这番宏论征服了这位活佛，使他知道了红军的领袖是通情达理、学富五车的雄辩家。他不住地微微点头，完全是心悦诚服的样子。少顷，他又有意地问道：
“毛先生说的在理。用佛家的话说：如果有一天马克思主义不能普度中国的众生，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一定再寻觅新的救国之理。用你的话说，那就是再寻觅一种新的宗教。”
活佛为毛泽东的态度所折服。他从毛泽东的言谈中，明白了红军绝对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而是立志于救国救民的队伍。同时，他也为毛泽东的学识所倾倒。在他看来，毛泽东就是一位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不知何因，他突然想起了佛祖释迦牟尼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故感叹地说道：
“毛先生不仅是一位智者，而且也是一位慧者，在我看来，未来的中国……”
“请活佛放心，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信仰自由！”
“但你的智慧起码可以得民心，安天下。”
“托活佛的吉言，”毛泽东匆忙站起，拱抱双手，颇有几分诚惶诚恐地说道，“如果他日我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昌盛，我一定请活佛，还有藏族同胞的精神领袖**、班禅去京城弘法、布道！”
就在这时，警卫员小陈慌慌张张地走进来，结结巴巴地说道：
“报告！周副主席他……突然昏迷不醒，失去了知觉。”
毛泽东听后大惊，转而十分歉意地对活佛说道：
“很是对不起，你我改日再谈，我得告辞了。”
“且慢，”活佛又伸出右手在额前，道了一声：“善哉！”遂又问道，“请问毛先生，这位周副主席在马克思主义中位居何职？”
“打个比方说吧，他就像是佛教中的唐三藏，是亲自到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德国朝圣、取经的一位中国人。”
“请毛先生相信，佛会保佑他的。”
自长征开始以来，周恩来实在是太累了。白天，他要随部队一起行军、打仗；夜间，他又要汇集各方情报，研究敌我双方的态势，制定或修订作战方案。遇到特殊紧急的情况，他就整夜不睡觉，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儿，或者用凉水洗把脸，然后再继续工作。自从芦花会议之后，他除去正常的军事指挥之外，还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应付张国焘反党篡权的行为，若不是他有着超人的毅力，恐怕早就病倒了。他随军来到毛儿盖之后，由于粮食奇缺，加之他又要求自己非常严格，天天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精力和体力的消耗都达到了极限。就这样，他还凭着一种精神的支撑出席了沙窝会议，并与张国焘作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但是，当他回到自己的临时下榻处，往那张木板床上一躺就失去了知觉，完全昏迷过去。
周恩来这次生病，来势异常凶猛。连续几天，周恩来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高烧依然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毛泽东认为病情严重，当即指示请傅连障来给周恩来看病。但当时傅大夫的住地太远，没有办法赶到。旋即毛泽东又命令有关的卫生部门，立即请毛儿盖附近最好的大夫，前来给周恩来治病。这样，就请来了王斌、李治两位医生，几经检验，确诊周恩来患的是肝炎，且已变成网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孔。怎么办？医生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消炎、退烧。另外，请人到六十里外的雪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以缓解肝部病情的发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