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前文所述，邓颖超是带病参加长征的。一路上，她忍受肺病的折磨，还要帮着同行者，尤其是几位在长征路上分娩的女同志坚定意志，共渡难关。时下，周恩来的病势如此严重，组织上只好通知带病的邓颖超前来看望与护理。周恩来一直昏迷不醒，躺在那张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只好在床下的地上铺一层干草，权当自己的住处。她望着人事不省的战友和伴侣，就像是万箭穿心一样的难受。她为了排解这难以捱度的夜晚，只好把周恩来脱下的那件灰色毛背心拿过来为他抓虱子。在油灯下一看，上面长满了虱子。她一个一个地找出来，用指甲把它们掐死。或许是太多了的缘故，她掐死一个，小声自语地念一声：“一个、两个、三个……”
毛泽东赶来看周恩来的病情已是深夜了。他走到门口只见警卫员小魏等守在门外，低声地啜泣着，知道周恩来的病情是相当严重的。他小声地安慰了几句，就悄然走进屋去。出他所料的是，映入眼帘的是邓颖超坐在干草铺的地铺上，一边专心地拿虱子，一边自语地数着：
“一百七十个，一百七十一个，一百七十二个……”
毛泽东一看邓颖超手中的那件灰色毛背心，知道是周恩来的。他就在这一瞬间，下意识地想起了那次会前捉虱子的往事。因此，当邓颖超数到一百七十三个的时候，毛泽东喟叹不已地说；
“这就是恩来呀！……”
邓颖超闻声抬起头来，一见毛泽东站在了屋门口，忙说道：
“主席，你……”
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沉浸在那次捉虱子的事上，感慨地说道：
“我是在说，我毛泽东容不下一个虱子的侵扰，恩来却能忍受一百七十三个虱子的叮咬，且能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此，邓颖超是一无所知的，她听后有些茫然地问道：
“主席在说什么呀？”
至此，毛泽东才恍然醒悟，他望着茫然的邓颖超忍不住地笑了，旋即又慨叹地说道：
“我从你为恩来捉虱子这件事，顿悟出一个真理来：刚柔相济，始可有成。”
如果说在漫漫的长征中，周恩来通过失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在遵义会议上主动地请毛泽东指挥红军，并在其后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会理会议……一直到与张国焘的斗争中，都能自觉地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话，那么这同样也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人格、风范、能力等方面的考察与认识的过程。而他所说的“刚柔相济，始可有成”这句话，则是他对自己、对周恩来的正确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今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的革命里程中，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解放全中国的大是大非中有过短暂的分歧，但是，他们之间都能自觉地按照“刚柔相济”这一互补的原则，加强团结，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此乃后话。
毛泽东自知此时此刻不是讨论这一话题的时候，故有意转移话题，关切地问道：
“恩来的病情怎样？”
“很不好。他患的是病菌引起的阿米巴肝脓肿，死亡率极高。时下，急需为他排脓，可又没有条件开刀。”
毛泽东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走到周恩来的床头，伸手摸了摸昏迷中的周恩来的额头，有些吃惊地自语：
“好烫啊！……”
“他一直发高烧，又没有退烧的特效药。”
“那该怎么办呢？”
恰在这时，一位中年红军指挥员边说“我来也！”边背着一条湿漉漉的麻袋走进来，待他把麻袋往地上一放，凭借灯光，毛泽东认出了来者是陈赓，他有些惊疑地问道：
“陈赓，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陈赓一见是毛泽东在场，从麻袋中取出一块冰，在手中掂了掂，笑着说道：
“给周副主席送来了最好的退烧药！”
“从什么地方搞来的？”毛泽东问道。
“从几十里外的雪山上。”陈赓答说。
“谢谢你，陈赓同志。”毛泽东说罢看着陈赓把冰块敷在周恩来的病区，又感慨地自语，“这是可恶的雪山对红军唯一的好处哇！”接着，他又以命令的口气说道：
“恩来就交给你陈赓了，一定要医好恩来的病，不许留后遗症。出了差错，我拿你是问！”
“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陈赓说罢行了一个军礼。
……
十一
周恩来靠着用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又经三天三夜的磨难，终于渐渐地清醒过来，小声呻吟，不住地嚷着“肚子痛”。邓颖超急忙与两位医生把他扶起来，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从此，他的高烧慢慢地退去，神志也完全地清醒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发现邓颖超守在他的身边，禁不住问道：
“小超，你怎么到了我的身边？”
邓颖超一见周恩来能说话了，激动得两眼涌出了泪花。她笑着说道：
“我已经来了三天了。你三天三夜都昏迷不醒。”
“我得的是什么病？”
“得的是肝脓肿。多亏王医生、李医生细心诊治，用冰块冷敷排脓，你才得救醒过来的。”
恰在这时，毛泽东又前来探视，他一见周恩来终于清醒了，高兴地握住周恩来的手，乐呵呵地说道：
“恩来啊，你这次病多亏了小超，她不分白天黑夜地守候在你的身边，你该谢谢她呀！”
这时，周恩来满含深情地看了看他的小超：三天三夜的煎熬，使她那本来就苍白的面色更加瘦削，眼窝也深深地陷了进去。他分外伤感地叹了口气。这时，聪明的邓颖超忙说道：
“哪是我的功劳？多亏两位大夫治得好啊！”
毛泽东听后又不放心地看了看守候在旁的两位大夫，对他们说道：
“一定要根治，千万不能留下后遗症啊！”
但是，万恶的病魔虽然在长征路上被降服了，可是它却在四十年后夺去了周恩来的生命。为此，周恩来在晚年接受最后一次开刀手术之前，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现摘录如下：
今年开会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三月间隙。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
此刻周恩来刚刚苏醒过来，就询问有关两大主力红军准备过草地的情况，“给一、三军团去电，要他们坚决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对此，毛泽东深受感动地命令道：
“不要干扰恩来同志治病，一切困难由我来担着！”
毛泽东在长征中是离不开周恩来的。可周恩来偏偏在这关键的时候大病不起，这无形中给毛泽东增加了压力。他为了让周恩来能尽快康复，还是全力地把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身上。
也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后，张国焘被迫接受中央北上的方针，与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等一起赶回卓克基整顿军队，准备率左路军北上。这对毛泽东而言，他的身边等于又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战友。为此，他怀着怆然的情愫为老伙计朱德送行。对此，朱德也有着同样的情感，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双手，分外动情地说道：
“老伙计，说句迷信话吧，朱毛是不能分家的，一分家红军就受损失。可时下……”
“又要分家了！”毛泽东望着凄然难语的朱德，忙又接过了话茬，“不过，你我这次分家不是被迫拆散的，而是为了革命的大局。”接着，毛泽东回身从贺子珍的手中接过一瓶青稞酒，倒了一大碗，“来，老伙计，请喝下这碗壮行酒！”
朱德双手接过酒碗，一饮而尽，他把酒碗交给贺子珍时，带着无限感情地说道：
“子珍啊！主席的起居饮食全都交给你了。”
贺子珍明白朱总司令说这句话的含义，那就是毛泽东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因此，她低沉地回答说：
“我一定完成总司令交给的任务！”
朱总司令毕竟年长毛泽东近七岁啊！再过几天就要穿越荒无人烟的千里草地了，毛泽东怎能不为自己的老伙计担心啊！另外，毛泽东的心里十分清楚：分别后的朱总司令将与张国焘共事，万一张国焘中途发生变故，率部南下，年届半百的总司令可就要受苦了。因此，他望着英姿焕发的康克清，深情地叮嘱道：
“克清同志，我也把总司令托付给你了。”
康克清年轻，身体健壮，把头一昂，有点无所谓的样子答说：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照顾好总司令。”
朱总司令怀着依依之情终于踏上了新的征程，但是当他走出好远的一段路再回头张望的时候，还看见毛泽东与贺子珍等站在原来的地方，默然地目送他们远去……
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空空荡荡的感觉。他默默地沉吟片时，遂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带领红军征服这无人走过的茫茫千里的大草地！
在毛泽东看来，红军走过草地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精神，另一个就是物质。所谓精神条件，就是要充分调动红军的主观能动性。为此，他要求集结在毛儿盖附近的红军，尤其是过分疲劳且又减员甚多的红一方面军，加强党的核心力量，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政治动员，提高指战员战胜草地的必胜信心。所谓物质条件，就是要在毛儿盖地区筹足过草地所必需的粮食。所以，在沙窝会议结束之后，红军即掀起了政治鼓动、筹措粮食的高潮。
但是，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毛儿盖地区的不少藏族同胞虽说逃离了家园，但他们依然要靠这熟透的青稞麦过冬。换言之，红军收割了他们的青稞，虽说都给了相应的报酬，仍然是等于变相地抢了藏民口中的粮食，为此他心里非常不安！所以，他再次下了命令：凡有违犯民族政策的，无论是谁都一律严办。事隔十五年——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部解放四川之后，毛泽东还专门下达了这样两条指示：“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说明他依然还记得藏族人民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就在毛泽东重申红军必须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之后，他就收到了下属部队的报告：
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他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子珍，反映这个情况，救他一命。但这封信没来得及写。当时那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报告这件事，等批复后再执行”。
毛泽东是很喜欢这个小内弟贺敏仁的，因为他在井冈山的时候，贺子珍的父母逃离了永新县，年纪很小的贺敏仁寄养在舅母家里，后来长大了，追随哥哥姐姐参加了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里当战士，后又当司号员。贺敏仁长得漂亮，同志们把他的名字敏仁改叫“美人”。他与同志们相处得很好。在中央红军突围西去的时候，他随部队参加了长征。由于年纪小，忍受不了长征中的艰苦，时常爱发个牢骚。对此，毛泽东也听同志们说过，但考虑到他需要经受艰苦的磨难，毛泽东要求他所属的部队严格要求贺敏仁。时下，他收到上述电报之后，当即转给有关部门视情处理。经研究，中央决定缓期执行。
但是，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他很快收到部属的报告：为严肃纪律，贺敏仁已经被处决。毛泽东闻报愕然。经调查：中央电报延误了时间，该师政委“认为应该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一定要马上执行”。就这样，年轻的贺敏仁就在长征路上被枪毙了。贺子珍听后自然十分难过，她当时曾经想过：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后经调查，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他“的确没有拿那样多的钱，也不可能拿那样多的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由于“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对此，贺子珍与毛泽东都很难过，但他们从大局出发，只能用红军铁的纪律要求自己的亲人，故谁也没有干预这件事情的处理。
为了充分完成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领导亲自出面，与红军总政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该计划不仅对夏洮“战役的环境及其意义”做了详尽的论述，而且对“实现战役之政治的准备与动员的工作”、“战时政治工作”、“对敌军的工作”、“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实事求是地说，该计划对我军战时政治工作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是红军很重要的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考虑到红军在执行北进计划，通过广大草原的时候，必然会遇到敌人的骑兵，加之，“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惯于在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因此很容易过分估量骑兵对于我们的危险性，遇见骑兵时很容易发生惊慌，以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为此，他又和中革军委的有关部门详细研究了“骑兵的特性及其战斗概则”、“步兵对骑兵的战斗概则”、“侦察警戒的组织”、“遇敌骑兵时的动作”、“对徒步战之敌骑兵及自己火力弱时，对徒步战之敌骑兵的战斗概则”、“缺乏火器时对敌骑兵的战斗概则”等诸原则，并制定了《中革军委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下发红军各部，在过草地的时候参照执行。
接着，他又与右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一起研究并于八月十日制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该计划对敌我态势、由毛儿盖至夏河县沿途军事地理，以及草地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做了科学的评估之后，又做了如下的基本部署：
1为扫除前进中的一切障碍，并估计在北上运动中（特别是包座、班佑、撒路三角地域）有与胡（宗南）敌一部遭遇的可能。决以有力之先遣兵团（两个团）向班佑侦察前进，占领班佑、撒路、包座地域，并以其主力控制之，以掩护右路主力北上，在可能条件下须以一部继续北进侦察。
同时估计到当我军左路已攻占阿坝，右路先头已经出动时，胡敌有派队进攻我羊角塘、小姓沟一带阵地可能，因此必须控制相当兵力巩固该阵地，并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大部于松潘城附近。
为着右路军迅速安全和胜利的北进，决分三个梯队，采取阶梯队形，交互掩护缩短长径，蝉联北进。因此我岷江两岸之钳制部队，应该据有利阵地，逐段掩护，适时向主力紧缩，衔接前进。
虽说毛泽东做了如此周密的部署，但他对红军尤其是右路军能否如期、且又以最小的代价走过这荒无人烟的千里草地，依然是没有多大把握的。为此，他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由红六团为先导，向草地做试探性的进发，为大部队积累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
接着，毛泽东在《右路军行动计划》制定后的第三天——八月十三日，请徐向前、陈昌浩以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把这份右路军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毛泽东如此而为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张国焘已经出任红军总政委，具体负责两大红军的作战部署，自应向其报告右路军的行动计划；其二是张国焘自毛儿盖返回卓克基已有数日，中央与中革军委不知左路军是否按《夏洮战役计划》准备北上过草地。就其常规，他一旦收到右路军的行动计划之后，是一定会做出同意或否定的指示的。这样，中央与中革军委就可以掌握他的行动，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担心，不幸又变成了现实。张国焘回到卓克基以后，他不仅不率领左路军北进，“反与中央的北上计划相对抗，说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的敌人”。这时，毛泽东又想起刚刚开完沙窝会议之后，张国焘利用周恩来突然病倒之机，在“毛儿盖还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提出要向西进经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的错误方针。为此，毛泽东与张闻天等经过严肃的协商，继续挽救张国焘，并借此使左路军免于不必要的牺牲，遂于八月十五日以中央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中央为应专力北向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的电文：
国焘同志：
（甲）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行动。
（乙）新麦所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干粮十五天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难。
（丙）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冷，速到甘南才能解决被服。
（丁）毛儿盖到夏河十二天，到班佑仅×天，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速开毛（儿盖）。
（戊）日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
我们从上述电文中可知，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张国焘执意率部南下的准备，他希望编在左路军的原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五军）、红九军团（三十二军）速到毛儿盖，一旦张国焘与中央分裂，这两个军团可以重新归建一方面军，在中央的领导下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但是，张国焘对中央的电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不仅不把原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速开毛儿盖，且继续准备与中央的北进路线相抗拒。
也就是在这期间，负责探路的红六团无功而返。这在前敌指挥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不少同志包括政委陈昌浩对能否走过草地都画了一个大问号。
但是，这时的毛泽东处变不惊，找来了红六团的同志，详细地了解过草地失败的原因。他听过汇报之后，把六团没有成功归为三大原因：“粮食准备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的伏击。”最后，他鼓励红六团的同志说：
“回去告诉同志们，失败是成功之母，你们为红军战胜草地总结了教训，不要灰心，准备随大部队继续过草地。”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绝不向困难低头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能想出办法战胜困难的领导人。为此，他决定成立类似会理会议之后由刘伯承任司令的先遣司令部，遂找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他扼要地分析了形势和任务之后，正式提出右路军成立先遣司令部的提议。
由于红六团试过草地未能成功，在陈昌浩心中投下了不小的阴影。另外，他清楚欲要成立先遣司令部，必须选定率先遣部队过草地的司令。因此，他情绪比较低沉地说道：
“从毛儿盖往北，就是茫茫草地，一无人，二无路，探出一条生路来是有不少困难的。”
叶剑英是一位智勇双全，又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帅才。他知道红军必须马上通过草地，北出甘南，否则一过九月，雪域高原就下雪变冷了，莫说数万红军解决不了吃的，就是过冬御寒的棉衣也无法解决。所以，他十分理解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坚决北上的方针。为此，他信心十足地说：
“草地是没有路，但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一定能在草地上走出一条生路来！”
“叶参谋长的精神可嘉，”陈昌浩不无担心地摇了摇头，说道，“草地行军路线不明，大军贸然出发，若再遇敌人堵截，那时何以自拔？”
叶剑英看了看沉默不语的毛泽东与徐向前，有把握地说道：
“我们走草地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敌人万万不会料到我们会选择这一着棋。为了更有把握，我们预先派遣精锐部队侦察开路，可以化险为夷。”
“你能为全军开路吗？”陈昌浩将军地说。
“能担任这项任务，不胜光荣！”叶剑英毫不迟疑地答说。
就这样，毛泽东决定选叶剑英出任过草地的先遣司令。当天，他又和叶剑英商定：由红四团为过草地的先遣团，并由叶剑英电告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立即赶来毛儿盖接受任务。
红四团在长征途中是建有特殊功勋的，因此，指战员们一听说毛泽东主席要向他们交代新任务，一种莫大的荣誉感油然而生。而政委杨成武则更是兴奋不已，带着骑兵侦察排，于八月十七日“从驻地波罗子附近，飞奔党中央的驻地毛儿盖”。事后，杨成武回亿道：“十几匹快马像一股疾风，忽而飞上高坡，忽而驰下山谷，在一起一伏的高原上，扬起阵阵烟尘。由于急于听取毛主席的指示，我还是嫌马儿跑得太慢。”
毛泽东见了杨成武之后，就习惯地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向杨成武交代任务。他首先说道：“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接着，他又向杨成武分析敌我态势：“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安。如果我们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毛泽东说到这里，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道：
“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杨成武听了毛泽东这番宏论之后，顿时感到自己的境界高了许多。当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四团的准备情况——粮食、向导等以后，毛泽东又指示道：
“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
与此同时，鉴于张国焘对中央耐心的说服置之不顾，且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南下方针，为了向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包括张国焘在内阐明中央正确的方针路线，实现早已决定的北出四川、创建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战略，毛泽东与张闻天等经过多次磋商，决定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这次政治局会议被史家称为“毛儿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等。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张闻天宣布开会之后，由毛泽东做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该报告中指出：
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县）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就坚持向东打，不应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有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报告。其中，徐向前“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他针对党内的一些争论，特别强调：“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总之，他从军事指挥员的视角谈了自己的意见，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向东发展的方针。
值得一提的是，陈昌浩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之后，不仅完全支持报告所提出的战略方针，而且“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
毛泽东听了陈昌浩的发言之后十分高兴。这一方面说明所谓南下、西进的路线是张国焘的主张，另一方面也说明陈昌浩只要脱离张国焘的影响，也会赞同中央正确的路线的。因此，毛泽东此时此刻所想的是，如何通过陈昌浩进而影响广大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为此，他“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六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
同日——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该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断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由于毛泽东预计到了张国焘有可能执行他的南下、西进方针，故在该决定中严肃地指出：
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对不是能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这一不利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与政治上保证克服堡垒封锁以前，将是不可避免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例如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的，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着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决定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重大历史意义。”可惜的是，张国焘不仅未率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而且还中途改变了方针，终铸成了千古大错。
中央很快把《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电告张国焘，再次明确指出中央的具体部署是：“目前右路军应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
与此同时，徐向前与陈昌浩也相继给张国焘发去电文，详述了《关于一、四方面军行动意见》。诚如徐向前回忆的那样：“好说歹说，走的问题总算说成了。”
但是，毛泽东始终对张国焘同意按中央路线北进画有一个问号。因此，当毛泽东于八月下旬离开毛儿盖向草地挺进的时候，他依然不无担心地自问：
“张国焘下一步行动会向哪个方向走呢？”
十二
毛泽东何时离开毛儿盖史无记载。但是，当事人有这样的记述：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离开毛儿盖的当天；向北“走了一程，到了一片有十几公里长的大森林。林中古木参天，高大的树林有两人合抱那么粗。第一天他们就在森林中宿营”。“第二天一早，当古老的森林在红军部队身后消失的时候，他们进入草地了。”二、过草地需走五至七天，毛泽东走了五天。三、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班佑听取叶剑英的汇报，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发起包座战役。这样算来，毛泽东最迟应于八月二十三日离开毛儿盖，八月二十四日开始过草地。（未完待续）